2005年的一個凌晨三點，還在政大念書的許雅婷與夥伴林婉玉，騎著一個半小時的機車上山，只為捕捉樂生院民文章伯自然醒來的瞬間。兩人摸黑穿越院區，抵達文章伯家時，驚訝地發現老人家早已穿戴整齊，坐在床上等她們到來。第一次拍紀錄片的她們拍不到預期畫面，只能硬著頭皮紀錄他起床後的日常，後來影片要剪輯完成時，又忍不住跑去拜託文章伯，請他在鏡頭前重演一次起床開燈的動作。
許雅婷回想仍覺得有趣：「我們太像小孩了，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解釋我們在幹嘛。」也因為這樣的真誠笨拙，兩人成為院民心中特別的存在。她們拍了一年，完成2006年的紀錄短片《樂生活》，獲得女性影展與金馬數位短片競賽肯定，許雅婷也就此走上紀錄片之路，前往芝加哥藝術學院深造，並在各地映後分享樂生反迫遷的抗爭。
然而，愈是被看見，許雅婷愈感到不安。她知道樂生並沒有因為這部作品而真正改變，院民依舊在原地耗損，而她的人生卻因此向外展開。那段時間，她一方面持續關注，一方面也無法承受每次看到相關新聞時的沉重感。因此當有人問她是否考慮把《樂生活》拍成長片，她心裡非常清楚：「我做不到。」她知道樂生議題的複雜、寬廣，不是二十幾歲的人就能處理的重量。
沈澱十年，重新背著攝影機紀錄樂生
樂生療養院是日治時期建立的漢生病（痲瘋病）療養機構，位於新莊山坡。院民在此被迫與社會隔離，卻也在這裡建立家庭與生命連結。樂生運動始於2004年，訴求保存樂生與反對迫遷，歷經學生、院民、學者與公民力量的接力介入，直到2022年進入修繕與重建階段。
早期許多記者與導演走進樂生，拍攝的是街頭抗爭、衝突與吶喊；但後來議題愈來愈複雜，樂生進入重建程序，慢慢變成工程數據與行政法規，不是像過去一樣用官逼民反的敘事可以輕易理解。不同政府部門在這片土地上交錯、分割、切換責任，使得樂生從社會運動現場，變成一個高度制度化的權力結構迷宮。這種變化，也讓許多拍攝者與媒體不再知道如何紀錄樂生，社會大眾也逐漸認為樂生已經成為過去式。
2016年，一個新的契機出現了。當時「樂青」何欣潔與林秀芃邀請許雅婷與林婉玉回到樂生紀錄影像，把阿公阿嬤的聲音帶到2017年在凱道舉辦的「樂生超級大平台」放映。重新紀錄後，她發現十年間院民老了，她也老了，機器換得更大台，有時追不上騎代步車的阿公阿嬤，她只能遠遠喊：「你們要等我！我也變老了！」
但也有些事沒有改變，「一拿起攝影機，文章伯看鏡頭的樣子一模一樣。」熟悉的感覺回來了，回去拍攝沒有想像中困難。起初許雅婷沒有明確的大綱和拍攝方向，只是想紀錄下十年前後院民的變與不變。他們的日常仍充滿政治與抗爭，而這些生活又被重建工程深刻影響。
她慢慢理解，《大風之島》的核心是樂生如何重建，「重建的過程中如何映照過去的歷史，院民政治運動的歷史、被隔離的歷史。電影要透過這個主要的事件，帶著觀眾穿越那些時空，去理解這個土地經歷過的歷史是什麼。」
從街頭到會議室，跟著院民進入看不見的戰場
拍攝過程中，許雅婷發現以前反迫遷運動的時候，政府已經準備好讓反方的人來溝通，所以很多攝影機都能進去拍會議現場。但當樂生成為體制內的重建工程計畫，攝影機就不能進去了，變成各部門的協商，雖然會議不能拍，但她還是想理解，所以就以自救會秘書的身份，跟著其他樂青去學習。
《大風之島》裡面有非常多會議的畫面，許雅婷坦言，這樣的安排其實很不討好，但就是這些會議主導了院民們未來的人生，所以她必須在那些會議裡，整理出觀眾也能理解的脈絡。
「阿公阿嬤們都老了，他們的生命不會有太多的變化，如果只拍他們的生活和生命故事，就可能就是口述史而已，也忽略了這群人最大的生命價值。他們是長期的運動鬥士，那不一定要是在街頭上跑的形象，光是他們每個會議都要參加、完全相信他們的參與可以改變些什麼，就是這些阿公阿嬤讓我覺得非常珍貴的部分。」
從片中的會議畫面可以發現，院民經常被官員視為跟不上討論進度的一群人，會議裡官員講的都是數字和符號，這是第幾期工程、第幾期會報；但對實際生活在樂生的院民來說，這些數字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每次會議現場都會有學生陪同，轉譯給阿公阿嬤們知道現在的工程人員會不會到你家、你家要修成什麼樣子。
許雅婷在會議裡也看到一個更深層的真相，樂生像一顆燙手山芋，在政府不同部門間被來回推送。文化部、文化局完成審議後退出，責任交給衛福部；院方沒有足夠的文化高度處理樂生療養院歷史價值，修繕過程裡甚至可能錯置焦點，讓完好的房舍被拆改、真正的重要之處被忽略。
拍攝這幾年，許雅婷一直聽到外界說樂生是已經結束的過去式。但對身在其中的她而言，樂生的困難並沒有結束，院民們所面對的危機更抽象，他們不是面對警方對身體的攻擊，而是情緒上的巨大壓力，要面對外界的污名化，認為院民是阻擋捷運通車的暴民。這個的背後，交織著社會長期對漢生病人的歧視，認為這些人沒讀書，否定他們在這片土地的產權與公民身份。
比起長期蹲點，彼此理解才能真正建立信任
長達20年的樂生運動，不止累積許多紀錄片，也啟發許多青年的人生軌跡。來來去去的創作者和樂青這麼多，許雅婷可以在一個議題圈裡堅持這麼久，如何院民建立深厚信任，是很多人好奇的問題。
長期和院民相處的許雅婷觀察到，樂生運動裡很多支持者和樂青是來幫助院民的，所以阿公阿嬤對待外界都很開放，但他們也會思考這些人是誰，會觀察所有學生對他們有多認真、觀察他們到底想來這邊得到什麼，他們很會看人。她認為，長期蹲點不是拍出好作品的關鍵，因為人與人之間相處久了，有時候也會搞砸一些關係。如果能理解每個被攝者在意的不同之處，建立互相理解和溝通的信任，可能在某些關鍵的時間點，被攝者就會跟你靠得很近。
說著說著，許雅婷提到了20年前就開始記錄的文章伯，這位貫穿《大風之島》片頭和結尾的重要人物，也是樂生影像史上最多鏡頭追逐的人，「大家對文章伯有興趣，是因為他的肢體的狀態比較特別，病容明顯，可是他又很樂觀、很會表演自己，所以有一個巨大的反差。」
然而這個曾經在許多鏡頭前充滿魅力的長輩，到了晚年因為感染截肢、失智，逐漸變得沈默寡言，「最後文章伯很多人都不記得，可是他還記得我，後來因為失智會抱怨，我就陪他去記憶他人生很棒的時候。」這份真誠的陪伴與理解，為整部影片添上感性溫暖的基調。
直到今天，只要院民向外界介紹她，第一句仍是：「她就是凌晨三點來拍文章伯的那個女孩。」儘管已過了20年，她曾陪著院民走過無數次陳抗、把《大風之島》帶上坎城與金馬、奪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但在阿公阿嬤心裡，她仍是那個騎著機車、帶著相機、台語不太流利，但總是坐下來慢慢聊天的雅婷。也因為那些深刻的相處，她相信拍攝不是為了凝固過去，而是參與一群人抵抗遺忘的方式。
採訪撰文／宋家瑜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