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照自我的寫實電影起步，長年探索人性邊界的日本導演真利子哲也（MARIKO Tetsuya），他的第四部長片作品《最親愛的陌生人》（Dear Stranger，2025）由西島秀俊與桂綸鎂主演，不僅演員分別來自日本及台灣，這也是他生涯首次完全於海外拍攝、以英語為主的長片。故事描述一對在紐約生活的台日夫妻，丈夫熱衷廢墟，妻子勇於追夢，直到兒子失蹤，夫妻兩人壓抑的過往才浮出水面，一發不可收拾。
真利子哲也回顧這部跨越英、中、日三語、以美國紐約為背景的作品如何一步步誕生。他談及創作動機、跨國製作的挑戰，也分享身為丈夫、父親與導演，他在當下人生階段所思考的種種課題。
在異國的日常衝擊，萌生跨文化的婚姻故事
談起為何拍攝英語作品、為何選擇美國，導演將起點拉回至他在哈佛大學的駐村歲月。當時，他經由濱口竜介導演的推薦，參與由日本文化廳舉辦的海外研修計畫，並在波士頓與多位學者、創作者交流。那段期間，他感受到美國大城市的移民結構與日常矛盾，也因此萌生故事的雛形。
異國日常帶來衝擊，觀察因而成為故事。導演回想，彼時他前往芝加哥與洛杉磯勘景，深感美國大城市的多元語言、背景和文化，極適合講述一個跨文化家庭的境況。這份觀察，最後推動他創作《最親愛的陌生人》。
回望過往作品歷程，三十五歲拍攝的《失序男孩》（Destruction Babies，2016）關注年輕男性與社會的衝突，近四十歲的《男人真命苦》（Miyamoto，2019）則從女性觀點看男性成長，而如今《最親愛的陌生人》則觀望跨文化婚姻。他認為，創作就是人生階段的延伸：「到了不同階段，關心的事情會隨之改變。此次我想談的，就是成為伴侶、父母後所面臨的課題。」
拍片語言不通靠比手畫腳，讀本讓劇組理解每場戲的意圖
跨國拍片不易，尤其是進入一個不熟悉的工作環境。《最親愛的陌生人》橫跨英、中、日三種語言，但導演透露，現場主要以英語溝通，並無另聘翻譯，若溝通不順，則多仰賴比手畫腳達成理解。導演說，真正的困難並不在語言本身，而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工作方式不同。
綜觀劇組，僅有導演、攝影師與錄音師等三人來自日本，其餘皆為美國當地工作人員。導演坦言，當時日圓大幅貶值，若將日本團隊帶往美國，製作費將無法負荷。此外，他更希望透過合作，真正理解美國片場的運作方式。「美國沒有副導，也沒有日本常見的執行製片，導演一切都得更親力親為。」正式開拍前，他先在芝加哥拍攝一支以16mm拍成的短片，由長片中的角色多尼（Donny）擔任主角，作為劇本「外傳」，也作為他理解美國劇組工作方式的一次實作練習。
到了長片啟動，每場戲開拍前，演員、劇組人員皆會有三十分鐘的讀本時間，「這是濱口竜介導演的攝影師佐佐木靖之（SASAKI Yasuyuki）所推薦的方法，也是我第一次嘗試。」導演說，讀本主要不是讓演員入戲，而是使劇組理解每場戲的意圖，進而讓參與者都能掌握情境核心。這似也遙相呼應電影主題，語言的意義不只溝通，更重要在於建立理解橋梁。
對於語言在片中的象徵意義，他指出：「語言的隔閡只是表面，真正產生距離的，其實是價值觀。」即使說著同樣語言，也可能在長期相處後發現價值觀的差異。導演舉其中一場爭執戲為例，「夫妻爭吵時回到母語，是人的本能，是一種深層防禦。」這也是為什麼導演選擇在片中引用巴別塔（Babel）神話，作為破題，也是隱喻。該神話出自聖經，被視為語言分裂的開端，對於本片跨文化夫妻而言，神話內容不只是故事，更是他們日常生活的映照。
西島秀俊、桂綸鎂風格迥異，如磁鐵碰撞成為電影底色
本片兩位主演的組合格外引人注目，分別是來自日本的西島秀俊與臺灣的桂綸鎂。導演透露，早在 1990 年代便對西島秀俊留下印象，直到這次覺得是合作的好時機，也很開心一拍即合，演出父親賢治（Kenji）一角。
至於認識桂綸鎂的開端，則是經典之作《藍色大門》（2002）。沒想到片中果敢的青春女孩，到《白日焰火》（2014）時搖身一變成為神秘的洗衣女工。如此廣闊的表演幅度令導演驚艷，剛好得知她正為《台北追緝令》（2024）練習英文，因而向她提出邀請，詮釋深沉而複雜的妻子Jane。
兩位演員風格迥異，在文化背景與表演方式上都有差異，而這些不同恰好成為電影重要的底色。真利子哲也曾用「磁鐵的S與N極」形容演員的合作張力──一位內斂壓抑，一位自由流動。當兩種能量碰撞，角色因而迸發難以預測的化學作用。
導演笑說，電影於2025年九月在日本上映後，有觀眾進戲院看了十次，且不同年齡、性別的觀眾給予的回饋都不盡相同，「希望台灣觀眾也能自由解讀。」這部作品不提供答案，也不為角色辯護。正如電影最後的開放式結局，這封影像信是寫給最親愛的陌生人，也邀請觀眾在觀看時，找尋自己內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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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彭紹宇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