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回頭馬》這個故事,薛朝輝大概20年前他就已經寫出來了。「20年前那個時候,我寫了一個劇本,叫做《鱒魚》。」

披散著一頭中長髮,方框眼鏡,講話帶點台灣國語的口音,薛朝輝年已半百,散發台灣中年男性的獨有氣味,與他片子中的角色有著極大的重疊。

嚴格說起來,《月光下的回頭馬》是薛朝輝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我可能是少數年紀比較大的新導演。」前年推出的《盲人阿清》,以及這次的《月光下的回頭馬》,他的鏡頭都瞄準各種台灣中年男性的面孔,刻畫出血肉。

《月光下的回頭馬》是導演薛朝輝的第二部劇情長片,他的鏡頭喜歡瞄準各種中年男性的面孔。

《月光下的回頭馬》所拍攝的,是台灣較少被關注的群體,從中國回流的台商、台幹。這些人在歸台之後所面臨的處境,包括與台灣社會的連結鬆動、與家人關係的斷裂等,是這部片子的主要基礎。

會關注這樣的族群,與薛朝輝個人的生命經歷關係很大,中年開始拍長片前,他的生命也歷經各種崎嶇、各類起伏,「年輕時就想要拍電影,可是學歷也不高,也沒有那個機會。」薛朝輝的手不停地搓動,可能是因為室內過強的冷氣,也或許是想起生命前半期的寒冷。

低谷期曾去徵信社打工 起伏半生終於拍了電影

「年輕的時候愛玩,就是起起伏伏,90年的時候倒霉了一段時間。」薛朝輝畢業於復興美工,本來想要拍電影,但無門無路,為了生計,輾轉於各種工作之間,電視台、製作公司、動畫公司都待過,也曾自由接案,在最窮的時候,還曾去徵信社打工。在標榜專門處理各種疑難雜症的徵信社裡,薛朝輝遇到了各種人各種事,也體驗到了現實世界的戲劇性,這些經歷都成為了最好的創作養分。

「後來在電視台認識一個好朋友,我們就自己出來開公司,做廣告。」開始拍廣告,薛朝輝接觸的人多了,刺激多了,想法更多了,「我那時候給我刺激很大的就是鍾孟宏,那時他還沒拍電影,都在拍廣告。」薛朝輝記得鍾孟宏那時廣告就拍得很長,五分鐘、八分鐘的那種長度,「他的廣告的視覺,雖然還是為了商品服務,但他的概念很濃厚,有意識流的視覺和剪接。」薛朝輝在鍾孟宏的工作中、作品中得到刺激,「原來可以這樣想事情,他很理性的在計算長度,計算視覺的情緒。」

因為這樣,那時30多歲的薛朝輝,決定要再試試年輕時的夢想,「也是因緣際會,跟了朋友去上耕莘編劇班,上了幾個月,知道劇本怎麼寫,但寫的好不好還不知道。」《月光下的回頭馬》的雛形《鱒魚》,在編劇班結束沒多久,薛朝輝就寫了出來。

《月光下的回頭馬》劇本雛型約20年前已撰寫,直到2021年才完成拍攝與製作。

開始寫了是寫了,但是沒人投資沒人拍,薛朝輝也不敢冒進,沒有停止找機會,寫了幾個劇本,認真的投到優良電影劇本,投當時新聞局的短片輔導金,嘗試拍了短片,這樣子又經過了10年多,直到今年,終於將《月光下的回頭馬》拍了出來。

二度與洪都拉斯合作 激發諧星演員的反差魅力

薛朝輝很喜歡洪都拉斯,《盲人阿清》找了洪都拉斯演盲人,這次《月光下的回頭馬》,又邀了洪都拉斯擔綱主演,「20年前我本來就想要給洪都拉斯演,我想到當時《全民大悶鍋》裡面的葉教授那個角色,有點浮誇,有點油,有點不知悔改,自我很大。」

薛朝輝腦中的畫面,台商、台幹在中國漸漸難以生存,回來台灣後的面孔,與洪都拉斯在電視上的樣子重疊在一起,「我對洪哥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常常要他做一些很負面的行為,在戲裡面,其實跟他本人的差異是很大的。」薛朝輝笑著揮了揮手,彷彿是對著洪都拉斯講一般。在薛朝輝心中,諧星演員不若檯面輕浮,心裡都有深沉的一面,在表演上,那是很重要的力道。

二度與洪都拉斯(右)合作,薛朝輝認為諧星演員心裡深沉的那面,是表演上重要的力道。

「有一段時間蠻常去中國大陸,玩也好,工作也好,常常在很多城市裡見到一種面貌,不是很成功的台商、台幹,每天晚上流連在沒有很高檔的酒店。」薛朝輝的記憶中,那樣的景象總讓他感覺有點悲傷,有點落寞。

「這次因為中美貿易戰開始,大部分的台商都有影響,我就想起《鱒魚》應該再拿出來改一改,呼應這個事情,也因為在改的時候遇到疫情,所以就把疫情寫了進去。」薛朝輝沒有想要批判這些人,他只是想把這樣的族群透過鏡頭呈現出來,「我們沒有依賴中國在生活的人,也不要因為意識形態或某種成見,而對回來台灣的台商,有太深的意見。曾經有什麼爭執,或許可以重新開始,張開雙臂,讓他們覺得這個是我家。」

會取名「回頭馬」,是因為薛朝輝在寫本的時候,有次去了嘉義忠順廟,聽到廟裡供奉的「尪公祖」的座騎,曾經跑出去偷吃農作物的傳說,也聽到人們說遠遊、去外地出差的人都會來拜這尊馬,所以他將這匹馬寫入了劇本,「這個主角去中國前有來拜,他回來之後也跟女兒來拜這匹馬。」薛朝輝認為那是一種象徵,表現出在外地經歷風霜後終回故土的思念。

薛朝輝認為「回頭馬」是一種象徵,表現出在外地經歷風霜後終回故土的思念。

明明不是生離死別 眼淚卻流了下來

《月光下的回頭馬》中,薛朝輝將劇情都聚焦在洪都拉斯的台幹角色,與女兒之間的齟齬、矛盾以及衝突,除了呈現中國與台灣的社會差異外,也表現出世代之間溝通的困難,「故事是他和女兒親近到疏離的關係,但是如果說有一個作者要表達的核心,可以看看游安順這個角色。」

劇中游安順與洪都拉斯同為台幹角色,游安順比洪都拉斯早回台灣,「他有很多心情不能講,要等洪都拉斯這個角色自己遭遇過一次,到結尾游安順才說出,『所以我們自己要改變。』」薛朝輝記得游安順與洪都拉斯的最後這場戲,他坐在螢幕前,眼淚流了下來,「很奇妙,那也不是什麼生離死別的一場。」

劇中游安順(左)與洪都拉斯同為台幹角色,詮釋台商回台後的心境變化。

薛朝輝知道他片子裡的主角都不是正面的角色,「都有一些負面的點,可能跟我自己有關吧,因為我總會把自己默默的延伸出去。」他的手又搓了起來。

「我總覺得,不會有真正的壞人,也不會有真正的好人,不是那麼的二元對立的,在這個真實的世界。」

文/陳宣任
責任編輯/朱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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