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期，靈異節目風靡台灣，無論是主持人親身到廢墟探險、或是藝人來賓分享撞鬼經驗，總是能勾起人們害怕又想看下去的欲望。這當中最吸引人的，當屬開放民眾投稿靈異照片和錄像的單元，彼時影像造假技術還沒當今純熟，詭譎又難用科學解釋的生活影像，是許多台灣人津津樂道的集體記憶。
1998年，一支家族郊遊的V8錄像，拍到家人爬山隊伍後方跟著一位身穿紅色童裝、面孔凹陷蒼老的小女孩，影像寄到靈異節目，播出後引起廣大迴響。節目組到山區附近採訪，沒人知道女孩是誰，更為小女孩的真實身份披上一層神秘的想像。從此以後，形象鮮明的「紅衣小女孩」，成為台灣眾多靈異傳說的經典人物。
各國鬼魅文化多元，泰國導演不解紅衣小女孩為何要害人？
二十幾年過去了，紅衣小女孩的錄像和故事，過段時間就會被網路論壇和談話節目拿出來討論一番，有人說祂是山魅，有人說祂是抓替身的厲鬼，紅衣小女孩儼然成為台灣人對於鬼與恐懼的集體記憶。《紅衣小女孩》為編劇簡士耕的原生發想，並跟監製曾瀚賢提及，進而開發完成到劇本，直到2013-14年監製瀚賢才認為的市場上有機會可以開始拍攝鬼片。
「紅衣小女孩已經有一個影片在那裡，就算可能是杜撰的，那也是一個鮮明的證據。像黃衣小飛俠、黑色奇萊，都只是文字說法，很多台灣的魔神仔只有文獻紀錄，紅衣小女孩是少數實際上『有所本』的都市傳說。」
對於紅衣小女孩的真實身份，團隊在創作時，將其結合台灣魔神仔的民間傳說，把紅衣小女孩定位為誘導人類到山野間迷失的魔神仔。《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導演莊絢維認為，「紅衣」三部曲創造一種接近生活的恐懼，因為魔神仔在台灣到處都有，甚至很多地點就叫魔神仔洞、魔神仔溝。
台灣因地理環境因素有很多山林，而在多數台灣人的記憶裡，山裡有很多魔神仔，莊絢維說：「《紅衣小女孩》把魔神仔從山這個結界打開，這系列電影找到一個邏輯：邪靈是利用執念入侵生活，人們對魔神仔的恐懼，在這個世界觀裡是可以擴散開的。」
結合了本土魔神仔民間信仰和流傳二十幾年的都市傳說，《紅衣小女孩》在電影故事落地前，就抓住了台灣人對紅衣小女孩這個鬼魅形象的恐懼感。不過，製片陳信吉發現，台灣熟悉的魔神仔，可能只能勾起台灣人的恐懼，因為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相似的邪靈。
陳信吉回憶，《紅衣小女孩》曾經在泰國做小眾的放映活動，映後有泰國鬼片導演提問：「為什麼紅衣小女孩要無緣無故害人？」一問才知道，泰國的鬼片強調因果，被鬼纏上的人，通常都是過去跟這個鬼有私人恩怨，因果輪迴下才會被鬼報復。紅衣小女孩把陌生的老人家誘拐上山成失蹤人口，當中沒有任何因果關係，這和泰國對鬼魅文化的理解截然不同。
為此，編劇團隊加強對紅衣小女孩的角色設定是「需要陪伴的鬼」，就像小孩子需要下山找人陪祂玩，因為老人家年紀大、意志力比較薄弱，容易被迷惑帶走。但這個鬼也沒這麼壞，劇中的解方是放鞭炮、用聲響把祂嚇走，老人家可能就會回來。確立這個設定並融合在劇本後，就找到劇本上的歸屬感。
鬼不會在故事最後跟你回家，愛與和解讓觀眾有情緒出口
陳信吉回憶，《紅衣小女孩》上映的2015年，同年台灣就有三部恐怖驚悚片上戲院，他認為，當時的恐怖片都有不錯的成績，應該是社會需要一個情緒出口，所以人們願意花錢買刺激的感官體驗。恐怖片在短短兩小時帶來的視覺與音效刺激，正好符合大眾的需求。
但在帶給觀眾驚嚇和恐懼的背後，每部片都有核心故事和想傳遞的情感。
《紅衣小女孩》勾起觀眾共感的，是每個人都有的執念。社會壓力下，人都有自己想獲得卻得不到的東西，例如想結婚、想要有人陪伴、想要沒能留住的嬰兒….，這些遺憾在長期牽腸掛肚下轉化為放不掉的執念，這股執念成了魔神仔侵入生活的媒介。電影的最後都是主角放下執念，就能脫離魔神仔的掌控。
導演莊絢維說，《紅衣小女孩》找到跟觀眾互動的方法，一來是滿足恐怖片的傳統觀眾，給予驚嚇恐懼的感官刺激，二來是每一部都給足夠的情感濃度，讓觀眾看到結局之後覺得心裡得到慰藉。
「看完『紅衣』的觀眾可以帶著一點點溫暖離開戲院。這跟以前看日本恐怖片的感受很不同，日本恐怖片是讓你帶著恐懼回家。」莊絢維補充，這樣的恐懼是「你看到電視，會怕貞子爬出來；洗頭洗到一半，怕有手突然跑出來。」因為這些故事裡面的鬼，是沒有被消滅的。
但《紅衣小女孩》的鬼被超渡了，這當中找到一個平復觀眾心裡恐懼的方式：讓你哭，哭出來之後會舒服一點。
陳信吉也分享，團隊在《紅衣小女孩》故事發想階段，看過國內外許多恐怖片，抓出成功的元素討論，他以票房破億的美國恐怖片《厲陰宅》（The Conjuring）為例，認為用恐怖片講親情故事，是可以被成立的片型：「《厲陰宅》創造了很多恐怖的經典，例如拍手。但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成功地塑造親情的感動，讓很多女性觀眾看到哭。」
陳信吉認為，恐怖之外的感動，是《紅衣小女孩》努力守著的敘事核心，也是「紅衣」系列電影可以被許多非恐怖片愛好者選擇的因素。他開玩笑地說，這三年台灣的恐怖片的結構多是「愛與和解」，雖然故事不算新意，但總會有觀眾在這樣的片型裡找到情緒的宣洩出口。
技術的直球對決，音效與特效創造特殊體感
在恐怖片的既定敘事原型之下，令觀眾感到戰慄的還有一些相對陌生又封閉的元素，如：停車場、電梯、醫院、樓梯口、地下室、老宅、旅館，這些場所充滿未知，會有很多不確定的東西產生。
其中，恐怖片的編劇邏輯裡有一個元素是「怪物在房子裡」（Monster in the House），亦即讓主角因為各種原因走進且無法離開一個鬼魅的空間。但導演莊絢維指出，「紅衣」系列從第二集開始就有點像打開了這個敘事模式，鬼可以依附執念，存在於任何場地。
「特別在第二部之後，我覺得『紅衣』就不是純種恐怖片。」莊絢維說，有別於典型「怪物在房子裡」的模式，「紅衣」將主要元素拉到充滿魔神仔的山林，在相對更開闊的空間下，團隊特別注重音效與特效的設計，提高觀眾在感官上的恐懼感。
莊絢維強調「紅衣」很注重極低頻的聲音設計，儘管大部分人會認為視覺是恐怖片很重要的元素，但恐怖片有時會利用音場、利用人耳朵的感受去創造特殊的體感。
「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耳朵聽不見、但身體是有感覺的極低頻，你可能會聽到一種空氣的聲音，如果搭配戲院的音響，超過一半的人在那些設計的片刻感到莫名的壓力，這是在音效上可以做到的效果。」莊絢為說，除了「紅衣」使用極低頻的音效，近年他看見恐怖片《咒》使用這個效果，也成功地製造觀影的恐怖感。
陳信吉則回憶，2012年前台灣國片的特效量偏少，大部分依賴實拍。「紅衣」從第一部就使用大量的特效，電影後段許瑋甯在山林裡舉起火把的片段，全部都是用特效把火光做起來，因為在山林裡真的點火跑來跑去很危險。
「《紅衣小女孩》一直以來都有十分鐘左右的特效量，所以第一部被戲稱到最後不是恐怖片了，變成類型片。」但陳信吉樂見現在越來越多國片願意將更多經費比例用在特效，讓拍片的可能性更多元。
「虎姑婆」至今沒人敢碰，不是每個恐怖故事都拍的出來
除了音效與特效，卡司對「紅衣」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將這部本土恐怖片推到更多國家的電影院。《紅衣小女孩2》找來影歌視三棲的楊丞琳擔綱主角，《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主角則邀請到在日本有高知名度的徐若瑄，陳信吉認為，這對於「紅衣」外銷到東南亞各國起了不小的作用。
「紅衣」在第一部成功引發討論後，2017年《紅衣小女孩2》取得三大影城聯手投資，創造全台票房破億的佳績。2018年的萬聖節，開始有人自發扮演紅衣小女孩，陳信吉開始覺得《紅衣小女孩》IP有做出知名度，也嘗試將「紅衣」的故事與漫畫、VR、密室逃脫等不同媒介跨界聯名。
在「紅衣」IP成功炒熱前，陳信吉和團隊也曾經歷行銷恐怖片的難關。他回憶，起初很難找到贊助合作，直到2018年《人面魚：紅衣小女孩外傳》上映，同年另一部本土恐怖片IP《粽邪》也登場，台灣的恐怖片已經成為許多人觀影的選擇，他才開始感受到整體業界意識到恐怖片和企業形象是兩件事，比較願意置入和聯名。
除了行銷看到的改變，每年的優良劇本或輔導金也越來越多鬼片。今年陳信吉著手開發新的恐怖片IP：黃衣小飛俠，這另一經典的魔神仔傳說，在「紅衣」第三部結尾作為彩蛋登場，預告延續「紅衣」團隊開發都市傳說的恐怖片路線。
近年台灣的恐怖片IP各有特色，上個月出第三部的《粽邪》結合在地的傳統宗教儀式，勾起觀眾熟悉又陌生的恐懼感，杏林醫院、民雄鬼屋等台灣人耳熟能詳的靈異地點，也改編成劇本搬上戲院。不過，看過許多劇本和故事孵化的陳信吉發現，並不是每個台灣耳熟能詳的恐怖故事都能被改編成恐怖片。
「唯一比較尷尬、也沒人敢碰的是虎姑婆。」陳信吉從製片的角度分享，他手邊看過跟虎姑婆有關的劇本至少有四個，大家討論到製作層面就很難推進，因為台灣沒有自己的野生老虎，台灣人從小就生活在不用面對野生老虎威脅的環境，所以儘管每個人從小都聽過虎姑婆的故事，但將其影視化會很難具象成台灣人生活的集體記憶。
導演莊絢維也認為，「恐怖片不能直接創造一個全新的經驗，它必須是一般人有耳聞或感覺過，但沒辦法用生活經驗去解釋的，找到那個元素就是找到恐怖片的核心。」
在這樣的前提下，《紅衣小女孩》成功抓住了台灣人對靈異節目的恐懼，將這個討論多年的都市傳說落地為影像作品，豐富本土恐怖片的多元題材。而除了紅衣小女孩、黃衣小飛俠，未來還會有更多山裡的魔神仔，透過精彩的劇本和影像，走出神秘的山林、現身電影院，走進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採訪撰文／宋家瑜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圖片／紅衣小女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