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於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距今已近80年，它被視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全球性戰爭，而台灣人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極其矛盾：受日本殖民被歸於戰敗的軸心陣營，戰敗後又回歸勝利方的同盟陣營，而那些穿著日軍軍裝的台籍日本兵即面臨嚴重的自我身分認同問題，《聽海湧》導演孫介珩說：「美國人可以拍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英勇反擊，日本人也可以拍神風特攻隊為國壯烈犧牲，每個國家都可以拍自己觀點的二戰，但台灣好像一直很少有這樣的作品，所以我們就覺得應該要拍一個從台灣人的立場來看二戰的故事。」
走進中山堂時是日本人，走出去就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高中歷史課本上有過那張讓人記憶深刻的台灣光復老照片：日本人遞投降書，中華民國代表接收投降書。歷史性的政權轉換時刻，對生於現代的人們看來覺得理所當然，但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其實是難以言喻的混亂，「走進中山堂的時候還是日本人，走出去就變成中華民國國民了。不是只有國籍變更而已，語言、生活習性、職業，甚至是在社會上生存的方式，所有東西一夕之間改變。」這張歷史照片使孫介珩充滿疑問和好奇，即為《聽海湧》的創作起源。
《聽海湧》從前製、拍攝到後製歷時四年，而光是田野調查和劇本撰寫這兩項工作就耗費大半。孫介珩和編劇蔡雨氛不斷順藤摸瓜閱讀史料，先於歷史著作《終戰那一天》讀到「台籍戰俘監視員」的相關資料，他們作為非正式士兵協助日軍管理俘虜，受於指令，直接或間接參與虐待或屠殺；後又參考李展平老師的《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戰火紋身的監視員》等紀錄書籍，從而了解到這些台籍戰俘監視員在戰後所面臨的極端狀況：因參與屠殺無法立即返回家鄉，而是直接被送上國際刑事法庭，「這根本不是他們能不能接受這個事情的問題，是他們甚至連選項都沒有。」這些老兵到底經歷了什麼？多少的矛盾與迷惘？到底屬於戰勝方還是戰敗方？台籍戰俘監視員，也就成了《聽海湧》的主角，透過一場「戰後審判」，呈現戰爭下無解的衝突與無奈。
孫介珩希望故事盡可能宏觀，同時又保有戲劇張力。「我們不希望只看一個面向，所以後來又去找了澳洲法庭的審判資料，裡面有關於台灣人被列為被告的紀錄，還有被送去南洋幫日本人辯護的日本律師，他們的資料裡也留下對台籍日本兵的描述，甚至有其他生還俘虜的回憶錄。」資料龐大，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可也使這些台籍戰俘監視員的生命輪廓更加清晰。
大學歷史系出身的孫介珩，期望《聽海湧》能帶領觀眾從各方角度觀看二戰歷史，「你會發現每個立場都是對立的，這些對立全部被丟出來之後，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衝突，而且是無解的。那些被告台灣人站在法庭上聽到各種爭執，大家說的好像都有道理，但好像也沒什麼道理，所以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不過孫介珩認為這畢竟是一齣戲劇，所以依然將故事性和角色衝突作為劇本第一考量，「一個沒有觀點或是過度客觀的東西，我們覺得它很難會是一個好故事，因為觀眾無所依，觀眾會覺得那就像是報導、一個相對客觀的紀實影片。」
背景音取自婆羅洲，打造氣候、雨林、海岸氛圍
《聽海湧》事件發生背景為南洋婆羅洲，全劇五集，分別以「黑鳶」、「赤陽」、「強風」、「侏儒象」和「海湧」等婆羅洲鮮明象徵緊扣故事核心。然而實際上，整部劇是在南台灣的高雄、屏東、台東等地完成所有拍攝，孫介珩不諱言表示，礙於預算考量，到婆羅洲勘完景後就知道不可能在當地進行。
不過為了於劇中最大程度再現婆羅洲潮濕悶熱的熱帶叢林環境，孫介珩與團隊前往婆羅洲勘景時特地帶著錄影、錄音設備，將收集到的野生動物、森林、山景等畫面融入劇中。他也特別提及，整部劇有七成以上的背景音確實來自婆羅洲，劇組於勘景時採集到了不同氣候、晝夜、雨林、海岸等環境音素材，經音效師扭轉再造，變成各種新聲音以營造真實氛圍，「雖在台灣拍，但我覺得觀眾確實是可以在裡面感受到婆羅洲的很多元素。」
拍攝主場景「戰俘營」則在高雄，然而營外的海灘卻拉到了台東海岸。孫介珩表示，「聽海湧」這件事對劇中三位主角新海志遠（吳翰林飾演）、新海輝（黃冠智飾演）、新海木德（朱宥丞飾演）來說，是一件近乎儀式感的事情，「聽海聲就會想到家，你就可以繼續下去，你就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目標就是要回家。」因此這片海要能展現「身處異鄉」之感，才能連接「想回家」的期盼，而「異鄉感」的關鍵特徵就在於高聳參天的椰子樹，「場景組應該繞了整個北回歸線以南的所有海岸線，我們才找到那一片椰子樹超級高的海岸，才像婆羅洲。」孫介珩認為，創作者的慾望和想像力總是無窮盡，所以在有限的預算下，盡可能使畫框內呈現出的質感具備說服力，是導演需考慮並做取捨的關鍵。
演員橫跨多元國籍，僅施名帥角色有參考原型
《聽海湧》是孫介珩首次執導的短篇劇集，並且是部史詩般的戰爭劇，與他先前拍攝的短片作品「海岸線三部曲：《乾兒子》、《等歸人》、《第一鮪》」相差甚遠，跨度像是越級打怪般，不只場面調度龐大，演員群也特別多元，涵蓋英國、日本、美國、澳洲和馬來西亞等不同國籍。當中除了吳翰林、黃冠智和朱宥丞三位主要演員外，塚原大助、松大航也等日本演員的戲份也相當吃重。選角時劇組特地透過日本經紀公司，在新宿舉辦了試鏡，「我希望日本角色就都是日本人演。比如說指揮官（塚原大助飾演），他是一個對儀表、年齡、演技爆發力都有滿高需求的角色，不是誰都可以來扮演的。」
而劇中新海志遠、新海輝和新海木德三位主角的設定，是孫介珩從大量史料中的不同真實人物的經歷，分別擷取再揉合而創作出來的，但三個角色卻也實實在在呈現當時代台灣年輕人的不同樣貌：無明確認同感的志遠、積極爭取日本認同的輝、迫於現實生活需求的木德，「那時候的台灣人有非常多面向，無法一言以敝之，是極其複雜矛盾的。」而這些一直被刻意隱藏的身份認同問題，直到三個人被赤裸裸地丟上法庭直面時才徹底爆炸，迎向了故事的最高潮。
唯一一個有較為明確參考原型的角色，是施名帥所扮演的中華民國領事代表羅進福，「史料中確實有這樣一個人被日軍抓進戰俘營，包含他的家人也一起被抓。但只有這個設定是有真實的人物，發生的事情完全是杜撰的。」羅進福這個角色和三位主角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卻站在極端對立面，這就造成巨大衝突感。孫介珩說，這樣的劇本發想並非刻意為之，而是在田調過程順著歷史脈絡去創造故事。
此外，人物設計也參考了歷史學者陳柏棕的著作《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我覺得他好有sense，他覺得口訪外，還可以直接架一台攝影機。」所以老兵所有的口述內容被全程記錄，那是一批大量且珍貴的資料。透過影像，孫介珩得以直面那些多已逝世的老兵，「當他講到在戰地發生的恐怖事情的時候，那個遲疑、那個不確定自己該不該講，或是想不想再回憶起的神情，我們透過那些影像完全可以感受到。」戰爭造成的傷害是永久性的，不會因著戰爭的結束而消失。對那些走過死陰幽谷的生還者而言，那是終其一生都散不去的黑影。
《聽海湧》2024年3月於法國里爾影展放映獲得許多外國人迴響，「他們完全理解故事裡那些人的無奈，因為德國納粹的侵略佔領，和台灣某些情境是類似的，那是跨越語言、地區、種族、宗教的。」孫介珩希望藉由這個故事能拓寬觀眾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講台灣的二戰故事，但不是只有台灣人在裡面。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在二戰經歷的那些不同的事情，好像都串起來了。」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