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香港導演翁子光完成《爸爸》的劇本，已是10年前的事了。受到委託，以2010年「荃灣享和街弒母殺妹案」做改編，但他的切角並非如多數的「改編自真實事件」電影聚焦於因果，事件本身並無懸疑之處，觸動到翁子光的是當事人簡爸爸身上的複雜：是被害者家屬也是加害者家屬、要面對痛失家人的傷也要看顧兒子的病。最終電影看著這位爸爸如何在兒子殺了妻女後，看待自己的人生、家庭，與患有思覺失調的兒子。
寫完，翁子光自己也對劇本滿意，尤其是在拍完《踏血尋梅》後，他覺得自己在能力上已經準備好要拍《爸爸》了。「我後來一直求那個委託我的導演，你就把他拍掉讓我死心，你不拍的話就給我拍吧。」他求了七八年，終於求回劇本，並向劉青雲提出邀請，要來完成這部電影。
緊貼當事爸爸的情感，拼貼出時間與命運
《爸爸》的敘事並非順著時間線性地說，而是跟隨男主角阮永年（劉青雲飾演）思緒切換，有時回想起過去家庭的美好，有時人在當下繼續生活，也有時午夜夢迴到了事發的前一刻，「很多人以為是在剪輯時才這樣跳的，但不是，我在劇本裡就已經是如此。簡爸爸在和我說他的故事時就已經非常蒙太奇，光我筆記本裡的紀錄就已經很好看了，他的情感很像是拼圖，在拼的過程我發現對於時間、命運都會有些新的想法。」
其實2015年的《踏血尋梅》及2023年的《風再起時》，翁子光就已用略帶意識流的方式說故事，不過前兩者是以群像來看事件，《爸爸》則是更純粹的基於阮永年主觀的眼光及想像，刻意讓回憶段落浪漫地太不真實，也讓人事已非的現在顯得更為孤寂難耐。
男主角阮永年的情感緊貼著現實中的簡爸爸，他希望接回兒子在同一個家中繼續生活，翁子光再添入虛構的元素及事件去建立這個家庭，並讓觀眾得以投射。如被女兒阮厚恩（熊諾頤飾演）撿回的貓咪三花（小花飾演）讓這個家不是只剩爸爸一人，另一方面也夾帶著女兒的形象，成為爸爸僅存能對話的存在。阮永年與妻子胡金燕（谷祖琳飾演）的定情歌曲，特意選擇泰迪羅賓的《這是愛》，喚起上一輩的觀眾對於粵語歌的情懷，來對比這對夫妻的往事，泰迪羅賓說故事般的唱腔更刻畫出了時間感。
比起還原事件，翁子光更想專注探索身為爸爸的情感，而未讓劉青雲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原型人物，「一方面是這個案件的資料很多，報導的版本及角度也很不一樣，我希望他能專注在我劇本裡對於角色的理解就好。另一方面則是沒必要再去騷擾對方，他常常說：『我能告訴你的我都告訴完了。』所以如果我又帶著演員去找他，我覺得那會是一種騷擾。」
劉青雲就這樣詮釋出自己版本的「爸爸」，不過在拍攝現場，翁子光有時一個閃神便會錯眼，在劉青雲身上看到簡爸爸的影子，具體原因他說不上來，或許是心態，「他們兩個都有說過類似的話，大意是對於兒子的恨、原諒等想法都不存在。他們對兒子的愛已經超過其餘的東西了。」
商業電影需要拍到「結果」，但《爸爸》要拍的是「過程」
大多與熟識導演合作，較少演出獨立電影的劉青雲，這次接演《爸爸》主要是被故事裡「孤獨」所打動，「那麼美好的家庭突然之間什麼都沒有，一個人去處理那份孤獨感，那平常的生活會變成怎麼樣？」如何承載這份孤獨繼續走下去，讓劉青雲很感興趣。他反覆看了好幾遍劇本，《爸爸》與他過去演出的電影不同，沒有多少對白，情感空間大，走到結局沒有答案，只點出了一個方向，「最後爸爸跟小孩說的那幾句話好重要。這劇本裡什麼都有了，我不用想太多跟著演就夠。」
劉青雲說，拍電影沒有在分商業或獨立，面對角色就是演，但不同的導演會提供出不同的空間。拍商業電影時，導演通常得講求效率，演的是結果。但這次拍《爸爸》，著重的是過程，翁子光提供了寬裕的空間讓演員在裡頭呼吸、生活，感受一個人的孤獨與家庭的快樂，只是攝影機也在一旁偷偷拍下一切，最後剪成電影。
劉青雲配合年輕演員的節奏，彼此成了真的家人
翁子光談到，《爸爸》能拍得好得感謝劉青雲。片中女兒阮厚恩由新演員熊諾頤飾演，兒子阮厚明則由素人演員蘇文濤擔任，面對資歷尚淺的年輕演員，劉青雲給出空間讓孩子們能慢慢靠近，去配合他們的節奏。片場有個畫面讓翁子光印象深刻，是演完法庭的那一場戲後，劉青雲刻意在旁邊多留一個位子給蘇文濤，過了一會兒，蘇文濤坐過來閒聊，他沒有問劉青雲自己的表現如何，但兩人平實聊天的模樣，就真像對父子，劉青雲對蘇文濤投以肯定的眼光。
現實生活中，從沒當過父親的劉青雲說：「演這個爸爸是有點不同，要看小孩們怎麼想我這個爸爸。像兒子就完全不怕我，那為什麼？這爸爸一定是不兇的。」
當談到熊諾頤，劉青雲則立刻綻放出笑容，「跟她演戲的時候，我一直覺得她就是我女兒，她演戲像我。我女兒這麼會演戲，讓我很驕傲，每次在現場看到她就覺得很開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的演出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劉青雲說，他的父愛完全被她給啟發了。演戲讓他擁有了平時不會有的狀態，「如果我真的是一個爸爸，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會很怕我的。」
從理想主義者，成為相信理想主義的人
從2024年12月初香港上映以來，《爸爸》已突破1800萬港幣，約等於7500萬新台幣的票房。翁子光很開心看到不少觀眾願意投入他的意圖，走進電影的情感之中，「我覺得我們這部電影蠻考驗觀眾的心態，或是一種看電影的雅興，得看觀眾願不願意跨過這個門檻。」網路上也有不少的文字，述說自己打掃、等公車等等生活場景裡，想起電影中的片段而有所感觸，這也是翁子光第一次認識到電影能帶給觀眾的後座力。
近年港產片如2023年的《毒舌大狀》、2024年的《破·地獄》接連打破影史票房紀錄，有些人覺得這些票房來自於賣慘，但翁子光不認同，他覺得是「真誠」打動了觀眾，「現在電影已經回不去一年拍好幾套，靠明星賣電影，純粹娛樂的工業化年代了。我覺得這個改變其實是好，因為那樣的電影不會進步，現在觀眾想要看真的內容，如果你拍出來的東西不真誠，觀眾是會生氣的。」
他舉例，2023年的《白日之下》與《年少日記》，前者以社會記者的身份揭露社會的不公，後者則是一位老師在校園的自殺信中開啟一段療癒與救贖的旅程。兩部電影皆沈重而寫實，卻都斬獲了不錯票房，這是在「雙周一成」（周星馳、周潤發和成龍稱霸票房）的年代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不過電影的題材，確實多在控訴過往的不公，像《毒舌大狀》便是在法庭上翻轉法律只保護富人的負面印象，給予正義，讓觀眾有所發洩。他覺得現在正處於脫離往年工業的過渡期，期待接下來的電影能夠不只是回溯過去，也能展望未來。
在《踏血尋梅》上映的9年前，翁子光才在採訪中說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他所身處之地有著許多創作能量及可能性，但現在有所不同，「曾經有人跟我說，如果不能夠用原話，但可以用比喻來述說，那其實還是擁有表達的自由。當時我聽到非常生氣，如果要用比喻，那就不是我的選擇，因為我可以選擇很直白的說。但今天我覺得能用比喻好好說我想說的話，已經是種福氣。這就是我的改變，我已經不是理想主義者，我是『相信理想主義的人』。」
時光荏苒，他後退了一步去看，不用情太深，似乎也契合著他從《踏血尋梅》來到《爸爸》的變化。一樣述說著孤獨，一樣從敘事的方式與角度挑戰觀眾的觀影，卻不再憤怒，改以一個更內斂的方法，在最後留一些溫暖。「現在對於命運的控訴，不能再用燃燒的方式來表達。只能將它冷凍一下，冰封住。但冰封不代表不存在，冰封的東西可以放得更久。」
《爸爸》裡有句台詞：「假如生活改變，然後我們自己不改變，生活只會越來越難。」這是屬於阮永年的體悟，也是這個時代的體悟。
採訪撰文／麥恩
責任編輯／許容榕、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