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王國燊說，《好孩子》最初始的構想，是十分荒誕的。他希望藉電影向世界發出叩問：假若整個社會集體患上失智症，忘掉不需要記住的，重新建構，會不會變得更好？
人們在未識世界前的幼齡階段，可以無視膚色、性別、種族地手牽手，只要給彼此一個微笑，就是朋友。然而在經歷了社會各種各樣的洗禮後，卻自此掉落了既定的認知框架裡，生出了偏見的眼光，「後來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走向，你只要跟我不一樣，我就要用一種眼神去看你，或是別人也用那種眼神回看？這些所謂的歧視，它沒有必要成立的，可是它偏偏存在，為什麼？」
中醫師父親想醫好兒子的「病」，無法醫治卻使用錯誤的暴力
《好孩子》改編自新加坡變裝皇后阿真（Sammi Zhen）的真實人生經歷。王國燊認識的阿真，十分擅長包裝困境，總將哀傷都轉換成可利用的笑料，用來自娛娛人。可有天阿真突然收起了自我椰榆的幽默，感性分享他母親在罹患失智症後，旁人看待她的眼光漸漸不同，甚至受親戚疏遠，斷絕來往，「他就說，也許就是像我這樣的人，適合照顧像她這樣的人。」
他亦透過阿真，看見了作為一名照護者，在面對病患時所能展現的正向心態，「失智症就像一場Long Goodbye，就是你在花一段很長的時間跟一個人告別。」王國燊走出悲情視角，將阿真的灑脫和幽默化作電影底色，使觀眾能以不那麼消極、不那麼悲觀的眼光，看見Long Goodbye背後的愛和遺憾，以及伴隨著照護的消耗殆盡、崩潰失控，竟也能轉個彎，變成一場歡聲笑語的「母女」天倫。而現實世界中的阿真，在電影裡成了阿好。片名《好孩子》裡的「好」字，象徵著主角家好（許瑞奇 飾）的性別認同，意即他既是心理上的「女」，亦為生理上的「子」。王國燊藉由名字揭示家好的「女子同體」，同時也在片名藏了兩個「子」，傳達故事裡存在的兩個孩子。
家好自小背負著來自父親的家庭創傷，而王國燊特意以父親作為整部電影的開場，可卻沒有給他任何對白，甚至沒有太多反應，只是麻木地坐在椅子上，呈現他「最後的身影」，「爸爸其實是個中醫師，可是身為一個醫師，我覺得他的固有傳統思想底下就是：我既然是一個醫師，我就什麼都要能醫得好，可是卻偏偏醫不好兒子。他認為兒子是個『病』。」
無法處理孩子的「問題」，他訴諸最原始的暴力。王國燊認為若往深探究，那份「管教」或許是愛，又或是出於維護家庭的尊嚴。其實最大的羞辱是漠視，可他渴望「改正」孩子，因而付出「情緒」，「對他一個傳統的中醫師來說，就代表著非常傳統的中華文化，在這個父權底下，他有尊嚴要維護，他希望家庭圓滿，可是他選擇的方式，就是錯的。」王國燊說，父親漠然坐於椅子上的最後時光，就是一直在想：這個家為什麼是這樣？
失智症患者只是忘記了年月日而已
相片的元素貫穿整部電影，它既連接過去的創傷（象徵父權的爸爸），亦串連未來的遺忘（失智症媽媽）。而「相片」之於王國燊的意義，源於早早離世的外公。外公於他而言是個傳奇，年輕時駕著霸王車（非法載客私家車），豪爽地載客奔馳於新加坡大街小巷；聽家人說在他剛出生時，外公還特別擅長哄他入睡，其實是悄悄沾一滴黑啤在手指上餵他，將他灌醉，「我只有外公做那些事情的故事，可是我找不到一個輪廓。」後來他在某個阿姨家，終於找到一張外公的相片，果然和媽媽說的一樣，長得和四舅很像。
他讀了許多失智症相關的書籍，加上自身經歷和聽過的故事，因而將「相片」放進電影裡。片中，家好原以女裝假扮成「女兒」陪著失智症的媽媽，片末再度以男裝登場，那一刻，媽媽知道他是「家好」，因為害怕遺忘所以不停拍照，「對家好來說，他以『家好』最原來的樣子，沒有變裝皇后的盔甲，沒有其他的造型，他就這樣赤裸裸回去，其實就已經超越了他是女兒還是兒子的狀態了。」
媽媽既誤認家好為離世的「女兒」，可又憶起他在學校曾發生過的事情，因此還跑回學校，要替家好討公道。王國燊分享，失智症患者的狀態是跳躍式的，真實和所謂的遺忘，都在彈指一瞬，「我們當時是用一個很正面的視角在看失智症，然後對於看護者來說，如何放過自己，它其實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他很正常的，只是忘記了年月日而已。」換言之，對於「回到18歲」的失智症患者而言，和他談「現在」他當然沒有概念，「因為周邊的資訊對他來說：為什麼我不知道？所以他會很困惑，那這樣不斷地懷疑旁邊人給的資訊，他莫名會產生一種恐懼症，然後恐懼症就被那個疑心一直放大放大。」
王國燊在架構媽媽的整個心路歷程之時，探究她對家好最深的愧疚，是「自私」，這份自私間接地促成了最深的創傷，意即父親的暴力，「她領養了小孩（家好）回來，把他當作女兒來看待，是為了療癒自己，結果療癒過程中，卻誤傷了這個小朋友。所以其實她的初衷是自私的，她也知道自己是自私的。然後她就會認為說：是不是我把你打扮成女生，所以你才變成這個樣子？其實不是的。」
同志的先天或後天，並非王國燊欲探討的議題，因此他沒有過多著墨在媽媽這份懊悔上，而是藉留白增加情感濃度。「其實都是在錯誤中，學習如何去當父母的。那身為孩子，如果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了解到這點，我覺得你很有可能會原諒你的父母親曾經也是個屁孩，在育嬰道路上的一個屁孩。」家好和男友David意外的婚禮，是由於媽媽的一句「政府不給，媽媽給」，「法（註）外有自己的選擇，那這個選擇底下，只要是親人的認同，誰管政府給不給。」
無聲的在場更有份量，家人間的「接納」就已足夠
攝影師David的角色原型，是王國燊摯友的親密愛人。電影中，拿著相機的David時常像個旁觀者，在家好遭逢巨變之初，顯得疏離漠然。王國燊亦在攝影構圖上，刻意將他置於角落側邊位，使他靜靜地存在，無聲卻始終在場，「有時候我們很容易忽略掉的，是那些很安靜存在的朋友的力量。他在對的點告訴你：『你很OK。』那個力量遠比天天來跟你說些好聽話的人來得重要。」
電影不時置入家好和網友直播互動的畫面，王國燊說那是家好隱晦的虛榮，「它就形成一種無形的毒癮，然後潛意識裡頭會期待，今天談論的東西會有人在乎，所以都是存在感的一個體現。」家好寧可將「崩潰」給陌生人看，卻非朋友或男友，亦凸顯他好強，或說習於堅強的性格，「對於身邊關懷的人，他還是有設限的。他寧可把負擔付諸於不認識的人，讓他們聽那些廢話、抱怨，然後留給周邊的人，是無負擔的。」
王國燊將David設定為台灣人，使「台灣」於電影中存在，亦藉此強化人物掙扎的張力。因台灣的自由，於家好而言，是個再簡單不過的逃遁之地，「他只要一做這個決定，他一生碰到的所有困難其實都不存在的，他可以去一個更接納他、更舒服的地方，可是他為什麼不走掉？就是那個牽掛。」
實際上，現實世界裡的阿真，也有想逃的時刻。因此，除了以家好為主體，哥哥家強及其女友Grace，皆為阿真的某一層折射，「他有不想去面對、想為自己開脫的時候，他就是家強；他在想有沒有辦法照顧媽媽、在家陪她，他不行，他就是Grace。」王國燊不為批判任何一面，因為沒有人有權利站在道德至高點上又置身事外；實則欲藉家強和Grace，傳遞家人間幽微的愛，「親人之間我覺得那種關愛，有些時候可能說不出來的。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對方其實你是我的親人，那種接納就夠了。」
電影以家好卸妝過程的特寫鏡頭，劃下句點。拍攝前，王國燊告訴許瑞奇，阿好想著卸完妝就能回家了，至於回哪個家，要他自己想。那是唯一的一顆，無重來。「他有一個回歸，回歸到阿好自己，把所有的武裝都卸下，不需要那些裝扮來確認自己的存在，以及，我是誰就是我是誰。」創傷依舊存在，可家好選擇把那些不愉快的東西，放到一邊。不是漠視它，只是不再理會它。
回顧拍攝初衷，雖然無法讓整個社會集體患上失智症，可王國燊期望藉《好孩子》傳達：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事物時，不應立刻使出批判的眼光，因為每個人背後都帶著一長串的故事，負重前行，「給出一個屬於人的尊重，尊重這個人走到今天這個位置，他必定背後有很多很多我們不了解或不知曉的苦衷。只要有這個念頭存在的話，我覺得我們就已經選擇了善良。」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註：新加坡於2022年修法通過了廢除第377A節條文，使男性性行為除罪化。然仍舊以身分證認定之男性和女性的異性婚姻為法定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