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個月終於確診了！如果早點確診，會不會有些不一樣的表現方法？」導演莊翔安輕快地脫下口罩，喝下一口冰咖啡。
此刻面對面暢談的輕快，是台灣社會經歷兩年緊繃的防疫生活後，逐漸拾回的生活感。
莊翔安在《我在隔離中》以荒謬的喜劇形式，描述一位女兒回台灣後居家隔離的故事。這部片裡沒有人確診，但對疫情的恐懼，讓這家人把女兒當成病毒的帶原者。每天獨自隔離在房間的女兒，終於受不了內心的焦躁，異化為一隻人人嫌棄的大蒼蠅，讓這段變形扭曲的家庭關係，儼然成為卡夫卡《變形記》在現代疫情下的寓言。
冷氣通風口也得消毒，重現疫情記憶的既視感
這些情節看似荒謬，卻讓許多觀眾有熟悉的既視感，因為拍攝時正好是去年疫情升三級警戒前夕，裡面角色的互動，重現了當時社會氛圍對病毒仍有未知恐懼、口罩酒精不離手的生活。
例如片中有一幕是爸爸媽媽和哥哥在樓下客廳看電視大笑、女兒獨自隔離在房間聽家人的笑聲。爸爸手中拿的報紙上大大地寫著”Taiwan Can Help”，讓人想起疫情尚未在台灣爆發前，社會每天關注確診人數的集體焦慮。
對於角色手握的這張報紙，莊翔安認為，這個標語除了喚起集體記憶，也反映了這家人以幫助為名對女兒做的極端隔離，「爸媽一直跟女兒說回台灣是安全的，但其實他們攤開報紙看電視大笑的時候，並沒有在同理樓上家人的感覺，只是一味地覺得我們在幫助妳。」
而隨時隨地拿著酒精到處噴、執著又有點神經質的媽媽鄭家榆，則讓觀眾眼睛一亮，精準地復刻母親在面對未知疫情又想保護家人時，戒慎恐懼後產生的極端行徑。過去鄭家榆較少喜劇演出，莊翔安卻很早就屬意她出演媽媽一角，而過去在影集《返校》合作的經驗，讓他知道鄭家榆有嚴重潔癖，劇組當時幫鄭家榆找飯店時，甚至貼心地將房間冷氣通風口都擦得乾乾淨淨。
莊翔安笑談：「我原本想說誰會去看通風口啊？結果隔天遇到家榆姐，她跟我說你們劇組好用心喔，連通風口都擦得很乾淨，我沒想到她真的會去檢查！」就因為這個潔癖的特質，讓導演決定找她演出這個角色，也挖掘了一位優秀演員更多的表演面向。
病毒侵蝕友情，七天隔離關不住蔓延的恐懼
莊翔安回憶，拍攝《我在隔離中》的時候很少人有居家隔離的經驗，社會大眾看待疫情還是覺得離自己的生活很遠，只知道國外疫情很嚴峻，對疫苗的議題也不太了解。因為不確定染疫會造成多大的生命威脅，面對歸國的親友會有點緊張，這讓他觀察到疫情下的幽微人性，「在我們對病毒影響力還未知的時候，明明大家是一群好朋友，其中一人可能重疊確診者的足跡，大家就會開始有點恐懼和遲疑，這就是當時集體的社會氛圍。」
這個故事的原型，就是以他朋友的回國後居家隔離的真實經歷為發想，呈現疫情下緊張的家庭關係。他坦言，拍攝時只能參考友人的經驗和心境，直到自己確診後才真正理解隔離的感覺是什麼，「那種感覺其實是蠻焦躁、會慌張，感覺自己好像被困住，隔離那七天就真的覺得整個人狀況很不安定。」
手繪蒼蠅動畫展現新意，三天內速拍兩百顆鏡頭
此外，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莊翔安也用各種方式為這部作品注入新意，例如影片裡的手繪蒼蠅動畫，是他請設計師好友用平板一格一格手繪，雖然畫風相較華麗的3D動畫顯得質樸，但搭配主角陳姸霏古靈精怪的氣質，原本惹人厭的蒼蠅也能產生很可愛活潑的效果。
《我在隔離中》由於拍攝日程只有四天，需要大量分鏡和運鏡營造影像的氣氛，最後劇組在三天內拍完快兩百顆鏡頭。這不是一般短片創作者會排在三四天內拍掉的工作量，但在各種壓力下，莊翔安選擇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完成拍攝，「如果再讓我拍一支短片，我不會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拍這麼多鏡頭，」他進一步解釋，很多短片的性質是偏向獨立製作的個人創作，保留現場的即興表演很重要，多留時間碰撞，可以給大家一起創作的契機。
回想疫情下的隔離，對影視產業同樣也造成很的大影響。莊翔安分享，升三級警戒的時候，劇組只要一人確診就停拍，任何一個主創或演員只要確診七天，接下來的拍攝期就會打亂，也會再多一筆額外的支出預算，所以大家會很謹慎地去面對，像以前劇組沒有防疫組，現在一定要有防疫組負責處理器材的消毒、人員的管控。
經歷這兩年的疫情，拍攝完《我在隔離中》，莊翔安也開始思考與人互動的距離，「我最近在想要不要搬回台中，覺得好像沒有必要一定要靠得這麼近。人跟人的距離在改變，以前覺得很多事都要見面講，現在發現可以給自己多一點空間。」疫情的肆虐其實也正是一個反思的契機，正走向後疫情時代的人類，也開始慢慢解除物理和心理上的隔離，擁抱彼此。對莊翔安來說，他用《我在隔離中》應證了一個荒謬時代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微觀的角度，留下了此般屬於集體記憶中的影像縮影，就像那隻飛舞在時代中的變形蒼蠅。
採訪撰文／宋家瑜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