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勞埃德·李·崔（Lloyd Lee Choi）以首部長片《幸福之路》（Lucky Lu）拿下第6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共三項大獎。
身為加拿大籍韓裔的他，鏡頭下的故事大多與移民有關，不過主角並不是皇后區的韓裔移民，而是中國城的華裔移民：2022 年入圍坎城影展短片競賽的《老樣子》（Same Old），說著華人外送員盧的勞碌、2023年拿下柏林影展新世代 Kplus 最佳短片水晶熊獎的《Closing Dynasty》則是關於到處詐騙的小女孩 Queenie，而這兩部短片的拍攝經驗，以及還沒說完的故事，最終發展成了《幸福之路》。
時間拉回 2020 年，各個城市都因 COVID-19 肆虐而封城，紐約時代廣場的人少到用兩隻手就數得出來，整個紐約幾乎只剩外送員還在街頭移動著，為無法出門的人們送上每日三餐。「在那段時間，外送員就像是醫生及護理師一樣，是維持社會運作的必要角色，但看看他們的收入及待遇差異。」這讓勞埃德有所共鳴且同情，想把敘事的空間留給總在口罩背後的他們。
「我在田調時發現，從事外送工作的群體非常特定，大多數都是華人，幾乎沒有韓國外送員。」勞埃德因此漸漸把故事往中國城聚焦，寫出《老樣子》。拍攝正值疫情，團隊只有五人，時間很趕，「拍完後我發現我還不滿足，在短片的節奏下當然有一種它獨特的美感，但我感覺還有很多故事及情感在主角盧身上，可以去述說。」所以他決定以盧為主角，發展成長片《幸福之路》。
藍領階層的都會故事，多和失竊的腳踏車有關
《幸福之路》的故事述說著張震飾演的盧家成，騎著電動腳踏車打黑工，存夠了錢準備接妻子及女兒一起來到紐約生活，但一系列的不幸接踵而來：腳踏車被偷、房租也出現問題，好不容易存的錢都沒了，他只能見招拆招。
故事讓人聯想起狄西嘉的經典之作《單車失竊記》，還有80年代以來的美國華人移民電影，如西恩·貝克與鄒時擎的《外賣》及王穎的《尋人》等。不過在創作《幸福之路》時，勞埃德並未看過這些華人移民電影，「我知道有許多電影探討相近的社群及命題，而我想做出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版本。當時是有心想『好像該重看一次《單車失竊記》。』但我沒有，而是去思索這部片在我心中留下的感受是什麼。」
影響他更多的，是達頓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 Luc Dardenne））與肯·洛區（Kenneth Charles Loach）的作品，「他們以一種獨特且有趣的方式述說藍領階層的故事。他們製作的電影非常真誠，不花俏。」在學習電影之初，勞埃德便已著迷於他們以簡單的方式處理角色故事，這也讓他在拍攝電影時，總專注於述說角色。
而藍領階層的城市故事常出現腳踏車，且通常這輛腳踏車也都會被偷，故事發生在巴黎的《借來的人生故事》也是如此，「這正好說明了，在這時代零工經濟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只要拿起手機就有辦法找到工作。但這群人是種新興的群體，工作很辛苦，卻往往不被重視，我想有很多電影人也都注意他們，對他們的故事感興趣。」
以 16 毫米的底片，凝視紐約藍領的交錯與際遇
勞埃德與攝影指導李永畧以兩種鏡位拍攝《幸福之路》，一種是固定機位，以長鏡頭冷冷地看著盧家成的一舉一動，另一種則是手持攝影，跟在他背後穿梭於街頭，「我們以觀望或監視這些隱形的工人階級為概念，進行拍攝，就像有時候你走在街頭，會有種不知道被什麼注視著的緊張感。」
觀眾透過鏡頭觀望著盧家成，也透過盧家成的視線觀望著其他外送員、移民、遊民等，處境與他相似的人們，「無論是盧家成注視著別人，或別人注視著他，他們都是身處同一個群體，某種程度，也在對方身上看到可能面臨的境遇。」勞埃德也補充說，在城市裡也還很常發生，你只是跟某人在街上擦肩而過，但那人的一天可能就此徹底改變，但你渾然不知，這樣的狀態也十分有趣。
僅有 22 天拍攝期，卻要超過 50 個場景要拍，時間緊迫，但勞埃德與李永畧從最一開始就已經確定要以 16 毫米的膠卷拍攝，相較起 35 毫米更為輕巧，適合他們需要在紐約各個街頭游擊式地拍攝，「不過我當時也和李永畧說，我希望電影『看起來』不像是用 16 毫米拍攝，而更像是 35 毫米拍攝的。」勞埃德會有如此要求，是因為當提起紐約與底片兩個關鍵字，大家總會直覺聯想到凌亂且粗糙的畫面感，但他希望那份凌亂感來自於故事與場景，因此特意營造了十分乾淨的 16 毫米畫面。
張震想演壞一點被導演反對，「這是一個沒有反派的故事」
打從一開始在構思《幸福之路》的故事時，勞埃德就以張震為原型來書寫角色，「我看過張震演出過的許多作品，我記得在《緝魂》中他所飾演的角色有別於以往酷酷的形象，很有意思，讓我開始好奇，如果他詮釋一個很接地氣的角色，會是什麼模樣。」在紐約準備、拍攝的兩個月，張震每天慢跑，勘查地形，把自己融入當地的生活裡，他說自己以一個放鬆的姿態，成為盧家成。也因為張震的自然深刻，讓他拿下了2025年的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
拍攝時，勞埃德和張震強調，這個故事裡「沒有壞人」，張震幾度嘗試挑戰，讓盧家成做出更惡劣的選擇，但都被勞埃德否決了，「如果盧家成有個明確對抗的對象存在，那故事就太簡單粗暴了。但他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若要說有反派，那會是這個社會的狀態，還有美國夢。所以從書寫這個劇本的最一開始，我就已經非常確定，這個故事裡沒有壞人。」
勞埃德想塑造的盧家成並非是一位偉大的爸爸，但他試圖成為女兒心中的好爸爸，他為此撒謊、為此痛苦，徘徊在道德的邊緣，這樣的灰色狀態，是許多移民家庭，甚至是一般家庭所經歷的故事。
脫離原鄉、紐約學拍片，選對演員就能呈現真實感
勞埃德的出生，也如同大多數的移民家庭，父母輩希望他穩健地成長。17歲那年，他原本要到大學就讀航空太空工程，但開學的前幾天，突然產生一股強烈的抗拒感，那不是他要的。所以他搬到美國，和一群電影系的學生住進宿舍，走入片場，從製片助理幫忙起，讓他愛上了電影，「其實我從沒學過電影，一開始只是興趣，拍了些低成本的 MV，不過這些樣片也讓我開始接到了廣告工作，學習如何成為導演。」
某種程度就像盧家成，不管想要什麼樣的生活，都必須先賭下去。剛畢業的當下，窮到底，但勞埃德不打算回加拿大，他拍婚禮影片、廣告，接得到的拍攝工作都接，才慢慢能賺到足夠的錢繳房租，搬到紐約去。也多虧那段時光，讓他練就了拍攝的基礎：婚禮影片教會他如何構思場景，廣告則是讓他了解如何管理時程與資金，並有效率地進行拍攝及剪輯。
後來，勞埃德加入了紐約的電影創作團體 Variable，「那真的是一段很神奇的時光，一群年輕的電影人組成一個短片的品牌，雖然不多，但是能籌到一些預算，拍些短片，從 2 分鐘到 30 分鐘的片長都有。」他說，這些經驗也讓他們開始接到了些為 Google 或國家地理頻道等品牌拍攝微型短片，練就電影敘事的技巧。
從MV、婚禮影片、廣告，到各式短片拍攝，勞埃德一步步地，從單純興趣拍成了導演，每一次的拍攝他總想多嘗試點什麼。到了《幸福之路》，他挑戰以底片游擊式地在街頭拍攝，使用不理解的語言，而這也讓他以更信任團隊的方式去創作，相信他的翻譯、演員及全體劇組，能在多次來回確認過的劇本及共識中，做出最好的表現，「那是一種直覺，你可以信賴他們。有時候你只需要選對演員，他們就能接受一切，展現出那份真實感。」
採訪撰文：麥恩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