颯爽女子,本名阿榮(お栄)的葛飾應為(かつしかおうい),承襲了父親葛飾北齋(かつしかほくさい)近乎狂暴的性情。因為看不慣丈夫的畫作,她憤而離開婚姻,回到父親身邊生活。

收養柴犬「櫻花」、愛上父親的弟子初五郎,又與另一名弟子善次郎相伴數載,阿榮的生命在看似瑣碎的日常裡不斷流動。直到她從葛飾北齋手中獲得「葛飾應為」這個名字,才逐漸走向以光與影為核心的創作,追尋浮世繪藝術的另一種可能。

從葛飾北齋的一聲「喂」,到浮世繪畫師葛飾應為的誕生 

與創作的不確定性共存,正是她得以擺脫生存虛無的方式。人的價值總是被放進世俗的生產秩序裡衡量,當無法符合既定角色,沒有完成某種社會期待,便容易被視為一種失落。而葛飾應為選擇將生命投注於畫筆,讓那些無法被日常秩序解釋的時間,轉化成可以持續觀看與描繪的事物。

葛飾應為由長澤雅美飾演

導演大森立嗣揉合作家飯島虛心的傳記史料《葛飾北斎伝》與漫畫家杉浦日向子的漫畫《百日紅》,將敘事重心放在葛飾北齋引以為傲的女兒身上。原片名《おーい応為》點出了葛飾應為名字的由來,那是葛飾北齋時常掛在嘴邊的一聲「喂」。原本只是父親隨口喊出的稱呼,久而久之卻成為兩人之間最自然、也最親密的情感語言。

葛飾應為的名字因此帶著一種微妙的矛盾,她從父親的呼喚裡取得身分,也在這個名字之下,逐步長出自己的藝術生命。這份關係並沒有被電影處理成單純的師徒傳承,父親固然是葛飾應為進入繪畫世界的重要起點,卻沒有完全規定她的創作方向。

大森立嗣並未刻意強調作品誕生的歷程,或反覆展示葛飾北齋作為浮世繪宗師的才能,而是將葛飾應為擅長描繪的光影,延伸為她觀看生活的方式。她能夠與武士正面爭辯,毫不掩飾自己對畫作的喜惡,也能在戀愛的激情與日常的沉靜之間,保有不受拘束的姿態。她既是葛飾北齋的女兒、善次郎的朋友,也是曾經戀愛的少女,更是一個對色彩與光線懷抱執念的創作者。

〈吉原格子先之圖〉映照葛飾應為筆下的光與影

葛飾應為的創作始終站在現實與藝術的邊界。她凝視熊熊燃起的大火,也觀看吉原街道的燈火。光線所及之處,總有陰影隨之而生,兩者的存在持續在生命裡交錯,既無法忽略,也難以直接看清。大森將這種視覺上的辯證,轉化為葛飾應為面對生活的方式。她所描繪的光,往往來自那些無法輕易說明的經驗,而影子也從未真正離開她的畫面。

在拍攝葛飾應為創作〈吉原格子先之圖〉時,導演刻意將畫面收束在手與燭火之間。火光穿透皮膚,留下若隱若現的殘影,彷彿光線不只照亮眼前的物件,也將身體內部那些難以言說的感受一併顯露。這個場景令人著迷的地方,在於創作不再是對外在景象的再現。手、火焰與光影形成一種親密的觀看關係,過去經驗裡的掙扎,也在筆墨之間轉化為可以感受的美。

鏡頭常專注於手的動作與燭火之間,讓觀眾看見繪畫之下的情感。

葛飾應為的創作始終站在現實與藝術的邊界。她凝視熊熊燃起的大火,也觀看吉原街道的燈火。光線所及之處,總有陰影隨之而生,兩者的存在持續在生命裡交錯,既無法忽略,也難以直接看清。大森將這種視覺上的辯證,轉化為葛飾應為面對生活的方式。她所描繪的光,往往來自那些無法輕易說明的經驗,而影子也從未真正離開她的畫面。

在拍攝葛飾應為創作〈吉原格子先之圖〉時,導演刻意將畫面收束在手與燭火之間。火光穿透皮膚,留下若隱若現的殘影,彷彿光線不只照亮眼前的物件,也將身體內部那些難以言說的感受一併顯露。這個場景令人著迷的地方,在於創作不再是對外在景象的再現。手、火焰與光影形成一種親密的觀看關係,過去經驗裡的掙扎,也在筆墨之間轉化為可以感受的美。

〈吉原格子先之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然而,電影並沒有讓創作成為一種無所不能的救贖。搬家的奔波、突如其來的寂寞、無話可說的時刻,以及停下來點菸的片刻,都讓觀眾看見藝術家同樣必須面對生活的耗損。創作絕非隨時都能發生,也不是只要握住畫筆,便能將所有困境轉化為作品。那些無法落筆的時間,反而讓葛飾應為的生命更接近真實。

這也使電影裡的光影有了另一層意義:光明未必是藝術家對現實的勝利,影子也不等於必須被克服的陰暗。它們更像是創作無法切割的兩面,一方面,人因為有所渴望而持續描繪;另一方面,生活裡的失落、孤獨與不確定,也不斷提醒人自身的有限。葛飾應為之所以能夠成為葛飾應為,正是因為她沒有試圖抹去這些陰影,而是將它們帶進自己的觀看之中。

葛飾父女在畫作中留下的,是無法挽回的情感

《浮世繪女兒》另一個動人的地方,在於大森立嗣如何透過簡短的對白與大量留白,描繪分離所留下的重量。葛飾北齋將畫作當作護身符,送給自幼失明的小猶,然而小猶離世時,葛飾應為甚至沒能見上最後一面。當葛飾北齋遠行歸來,等待他的卻是已經離世的櫻花。面對石頭墓,他只能佇立凝望,無語哀傷。這兩個場景,都沒有太多言語,只將難以承受的痛苦收束在身體與眼神之中。

父女之間的情感,也很少透過直接的告白來建立,更像是透過一描一塗,在畫作裡確認彼此的存在。畫筆成為兩人共同使用的語言,既承載著對藝術的執著,也保存那些無法說出口的情感。葛飾應為與善次郎之間的關係同樣如此。電影沒有急著替兩人定義情感,也不將相伴的歲月收束成一段必須完成的戀愛故事。那份超越戀人的親密,沒有被固定的關係名稱所限制,而留下更長的餘韻。

從這些相遇與離別之中,電影逐漸浮現一個更深的問題:當生命裡重要的人事物終究會消失,創作究竟能留下什麼?畫作無法讓逝去的生命重新回來,也不能替創作者消除失去的痛苦。它所能做到的,是讓那些曾經存在的事物,透過觀看與描繪繼續留在生命裡。葛飾應為的畫筆並未替她解決分離,卻讓她有能力與分離共處。

電影最後,葛飾北齋倒臥在富士山的作品前。這幅被稱為〈富士越龍圖〉的畫作,既隱含他對藝術境界仍未止息的渴求,也像是他留給女兒的一種情感回應。葛飾北齋在留下遺作前,說出一段自白:「我想當凡人。富士山很美嗎?晚霞漂亮嗎?我全都不知道。要我死也可以,但我想再一次去感受一下,用整個身體去感受。我想畫畫。」

〈富士越龍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這段話沒有讓電影偏離主體,反而使葛飾應為的存在變得更加清晰。葛飾北齋一生追逐畫作的極致,直到生命將盡,才意識到自己仍渴望用整個身體感受世界。那句「我想畫畫」,不只是藝術家對創作的最後執念,也回應了葛飾應為一路走來的生命狀態。兩人對繪畫的信仰或許相近,卻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觀看世界,父親留下的名字,終究由女兒畫出了自己的形狀。

大森立嗣所描繪的葛飾應為,並沒有將人生整理成一段關於成功的歷程。她的自由來自那些不斷變動的關係、無法預期的失去,以及始終無法確定的創作。她在光照進的地方尋找美,也在光線無法抵達之處,與自己的影子相遇。或許,真正使她成為葛飾應為的,從來不是終於抵達浮世繪的頂點,而是在一次次描繪之中,願意承認自己生命裡的明亮與幽暗,並且繼續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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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日葵

責任編輯/麥恩

核稿編輯/李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