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像拍完十部電影一樣。」張榮吉揩了揩額頭，看著身旁的張亨如，後者點了點頭。
被譽為「平成國民作家」的宮部美幸，最為成功的作品《模仿犯》在各國數度改編為影視作品後，台灣團隊終於在今年改編完成。一千三百多頁的中文版小說，轉化成了10集的影集，這期間耗時多年，工程有多浩大，張榮吉跟張亨如身為導演，最為清楚不過。
「小說兩本厚厚的，角色之多，要改編成一個具體的影集，希望定調在刑偵類型。」張亨如說，小說角色繁多，細緻地描寫每個人物的模樣，「書中的角色，不管是加害者或被害者，媒體、警方，都做了非常深的內心的描寫，因此要用一個劇集的方式去呈現，其實非常困難，要做很多的取捨。」
《模仿犯》的故事圍繞在連續殺人事件，背景在90年代的日本。光是此項設定，台灣團隊要改編時，恍如面對一堵高聳的牆，「光是一個主要的敘事線該怎麼走，就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討論。」張亨如說，「到了開拍我們都還在調整，很多的編劇參與，就是要看看有沒有新的觀點能夠出現。」
故事的龐雜，看過小說的讀者大概都曾體會，這次台灣團隊不僅是將小說內容搬上螢幕，也將整套故事橫移至台灣，要以台灣為故事發生的主要舞台，張榮吉說這次改編沒有限制，「天馬行空的走了未來式、現在式跟過去式。」就是想要找出最適合講故事的基礎。
製作人曾瀚賢也說，團隊過去有許多經驗，像是《誰是被害者》等刑偵劇，就是主創團隊的經驗基礎，這次要改編《模仿犯》，就是為了做新的嘗試，「我們想要的是用新的方法、用華語的角度、用台灣的視角做《模仿犯》。」
重新搭建90年代場景，不靠科技靠「人」辦案
《模仿犯》小說故事設定在90年代，以連續殺人案為開端，女子的斷肢與物品在公眾場合被發現，媒體大規模報導，人心惶惶，兇手殘忍囂張，一通電話打進電視台，嘲諷警察、媒體、社會大眾。
建構這樣的故事，張榮吉、張亨如兩人都說，關鍵是時空背景，劇組在此用盡心力，因為劇情中的細節以及拍攝場景的選擇，都受到時空的因素牽動，「小說中的背景也是90年代，是日本泡沫經濟之後。」張亨如說，小說中人物的內心描寫很細緻，人跟人的實際互動也是推動劇情的重要動力，「這是現在、當代都以科技辦案，什麼東西都用手機、都用電腦、都是監視器，這樣子的環境氛圍難以達到的。」張亨如解釋，以前查案是透過人，人與人連成網，從中找出破綻，「這樣的狀況，套用在90年代是比較好的。」
而90年代，也是傳統電視、報紙等媒體宰制資訊來源的年代，「小說中很重要的，就是兇手Call in到媒體節目。這件事情回歸到台灣，就可以想到90年代第四台興起之後，開始有了Call in節目，讓民眾也可以透過媒體發聲、參與。」張亨如說當時在政治解嚴之後，媒體百花齊放，人們透過電視台得到了許多快感，「因此這樣的時空背景，才是能夠比較還原小說的氛圍。」
這樣一設定，張榮吉說場景成了問題，在那個手機還未普及的年代，電腦等各種3C產品都很難看見，因此劇組打造了專屬於90年代的場景，「外景的市容用特效的方式；內景就是找到過去的符號，重新搭建，檢察署、電視台以及專案小組的內景都是搭的。」
張榮吉也特別強調，這次亦將色彩計畫加入在場景、人物之中，「媒體因為嗜血的形象，所以有一些紅色元素；警察辦案體系有種混沌不清的感覺，所以比較濁的色調；地檢署的部分則是土色的顏色多了一點，沈穩一點。」在視覺呈現也做了精細的設定，不僅止於色彩，張榮吉以電視台作為例子，為了呈現媒體系統的上下位階，特別將電視台的切分為兩層樓空間，讓主事者從高樓層看著低樓層的第一線人員。
吳慷仁主動積極田調，陳博正自身信仰加強生活感
原著的角色很多，宮部美幸在正、反兩面的角色都有許多著墨，但是影像不是文字，為了拍攝需要，劇組重新收束敘事線。《模仿犯》的故事中，加害者的面貌、心理狀態在小說中是重點，改編影集當然必須在此處下功夫琢磨，張榮吉說，在前期籌備時，其實就嘗試定調加害者的類型，「從劇本階段就去定義加害者的類型，所以有屬於病態型人格，也有屬於創傷型人格。」
而正方角色，劇組則創造出一個在原著之外的人物，「最大的改變就是郭曉其，就是吳慷仁的角色。」張榮吉解釋，辦案線是主軸，在此考量下，創造了檢察官郭曉其，這是跟原著最大的差異，「他能主導辦案線，台灣似乎也比較少有以檢察官為主要角色。」
能夠讓劇情合理、敘事順暢，對兩名導演而言，演員是另一個驚喜，「屬於創傷型角色的加害者的時候，我們會用創傷作為他使壞的驅力，於是他的表演就有著力點。」張榮吉說，此次參加的很多年輕演員，都有令人驚艷的表現，他以一場多名加害者虐待女性被害者的群戲，演員就提出了應該要著重在加害者的心態，而不是虐待的過程，「我原本擔心的是過程，因為關係到尺度的呈現，可是回歸到角色虐待的心態，就會顯得更為豐滿。」
張亨如也提到，飾演檢察官郭曉其的吳慷仁，就自己去進行了田調，「吳慷仁拍攝中不斷地摸索這名檢察官的樣貌，到後來他明確找到了這個角色完整的樣貌，還感覺前期拍攝的不太像這名檢察官，希望可以重新拍一次。」
在原著中對故事推進有著重要影響的豆腐店老闆有馬義男，因為孫女遇害，而與嫌犯多次周旋，該人物在影集中被改編成宮廟主委馬義男，由陳博正飾演，張亨如說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在小說中是一名堅毅的老先生，他用他的方式，支持著其他跟案件有關的人。」陳博正因為自身長期接觸傳統信仰，對於這個角色的詮釋也令人難忘，「他會把台詞裡面想表達的，透過本來熟悉的語言呈現，讓台詞本身的生活感、在地感都更為強烈。」
《模仿犯》不僅於演員表現以及場景的調度，主創團隊為了讓故事融入台灣的色彩，讓劇情更為在地化，也做了許多努力，張亨如說，「馬義男這個角色是最資深的被害者家屬，他有非常多他自己的觀點，可以給予主角郭曉其一個很好的心靈支撐，這個部分我們把他轉化，從一個豆腐店老闆，變成一個宮廟主委，對台灣觀眾應該是很好的代入。」
台灣符號不只明顯如宮廟文化，台灣的文化脈絡也是幕後團隊仔細觀察出來的結果，張榮吉解釋，「最重要的幾個主要的核心，第一個是將小說中出版業的角色，變成電視台，光是電視媒體的切入，不管是從時代性、角色功能背景需求，都是很好的代入，媒體對台灣觀眾也是熟悉的。」
盡力做到極致，刑偵劇全新的觀影體驗
犯罪、懸疑類型的影集與電影，是現在影視類型的熱門，這次拍攝《模仿犯》這一套經典，張榮吉說有很多讓他滿意的收穫，「因為如前面所說，就像是電影的製作，能夠嘗試這樣經典的改編，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棒的過程。」他認為辦案、犯罪等行為，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生命經驗，「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這樣懸疑的題材，所以拍這一部戲，自然心裡很亢奮。」
張亨如也說，這次的工作雖然疲憊，但在過程中收穫很多，「我們也不用花什麼溝通成本，感覺腦子裡有一個共同的樣子。」兩位導演也都坦言，《模仿犯》已經盡力做到極致，希望能帶給觀眾新的觀影體驗，「跟著這個角色去經歷一個痛苦，跟最後能夠抓到兇手的釋然，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動人的，那是超越小說文本、另外產生的東西。」
採訪撰文／陳宣任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圖／Netflix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