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利益》第一季,以菜鳥律師進入法律界之後的經歷作為主要敘事,血淋淋的職場以及社會現實,讓身處其中的律師遭受衝擊,但也因此有了收穫,推出後獲得許多迴響。而這次《最佳利益》一次推出第二季、第三季,製作人陳慧玲坦言,真的是因為觀眾的支持,「我們並沒有一開始就想要往下拍,但是觀眾敲碗,我們是因為被鼓勵到了,就拍了第二季、第三季。」
從菜鳥到權力核心,透過角色擴大社會議題面向
在第一季的基礎之下,團隊嘗試拓展律政劇在台灣的可能性,陳慧玲說,也因為觀眾在看完第一季之後,有很多的回饋,所以以案例作為推動劇情的《最佳利益》在這次拍攝時,就納入了觀眾的意見,「我們現在選的案例,有一些是來自觀眾的回饋,比如說觀眾很關心底層社會人們的生活議題,還有一些公共議題,以及他們生活中遭遇的事情。」陳慧玲說,像是對於酒駕的討論,就是觀眾寫了信給製作團隊,希望能夠看到關於此類議題的討論。
導演鄒奕笙補充,「我們在考慮這些素材的時候,就是把我們關心的議題,以及我們覺得社會共感度高的,全部丟進來,讓編劇他們去做調查研究。」他強調,案件不僅是正反兩面,其中的灰色地帶,才是可能真正社會需要討論的部分,也是人們真正關心的。
這次的第二季、第三季,律師不再是菜鳥,更進階的進入了許多權力核心,也觸碰到第一季未曾接觸的社會層面。導演林立書說,拍攝律政劇,要做許多的功課,因為法律是專業,其中的細節要在劇情中合理、又要精準解釋,真的不容易,「盡可能讓觀眾更了解,為什麼在法庭上、法律實務上會變成最後的樣子。」
林立書過去曾有法律背景,也因此讓他清楚一般大眾面對法律時的迷惘,「所以在前情提要要鋪的更滿,講得更清楚,比如說動機,以及行為人的人設, 還有律師、檢察官他們為什麼對這個東西有判斷。這個部分講的越清楚,觀眾的代入感自然就會更深,也會減低法律的艱澀。
單元劇的考驗,演員的使命
《最佳利益》以單元劇作為基礎,讓案件推進劇情,這也考驗導演、編劇的功力,鄒奕笙說,「我覺得單元劇是有趣的挑戰,在主要角色的主線劇情,跟每一個案件的故事扣連,看到案件中的人物的掙扎,也會影響主要角色的選擇,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怎麼樣抓穩這個平衡,讓單元本身清楚,也與角色有關。」
而演員,確實也是幫助《最佳利益》劇情張力更為穩固的重要因子,林立書說,「不管是天心、温昇豪,他們這麼有經驗、準確的演員,其實都還是常常跟我們聊,聊這些角色與他們自身相關的生命經歷,這是很重要的交流。」鄒奕笙說,這麼長的影集,其實演員也會跟著角色成長、經歷生命的轉折,「像是天心,她透過第一季入圍了金鐘,她就很想要讓第二季更好,花了更多的時間投入,像是中間疫情的時候,雖然是在放假,但是她就主動聯絡我們,討論腳本、角色,很明顯的感覺到,她對這部戲有了使命,以及感覺到戲劇的責任。」
不帶議題風向,打破法律給人的刻板印象
對於律政劇再次的嘗試,兩位導演也各自有許多的心得,「拍了《最佳利益》之後,我們其實很清楚的告訴自己,所有事情不是絕對的黑與白,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這也反映到現在社會,很容易看到標題就已經下了結論,這是現代人共同的問題。」鄒奕笙說,他希望這次看完戲的觀眾,對於社會的各種光怪陸離的議題,可以有多一點的思考,「其實可以再想一想,多一點包容,多給一點時間,這是我們在戲裡面一直在傳遞的訊息。」
林立書則說,他滿開心過去學法律的知識,能夠透過戲劇傳播的更廣,「觀眾的討論也對我們有很大的鼓勵,不論是正面或是反面。」林立書說當年他會念法律,也是因為《洛城法網》這套美劇的影響,他說法律給人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但是《最佳利益》,並沒有要直接對問題下定論,定義對或錯,「我們沒有要評論,也沒有要搭議題去帶風向,我們的目的是,大家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想事情,戲劇可以做到讓人冷靜看待正反兩面的苦衷,但發生在社會中不見得任何人都可以看見事情的多面向。」
採訪撰文/陳宣任
責任編輯/朱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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