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宮部美幸小說的《模仿犯》播出後，讓許多影劇觀眾熱烈在網路上討論，到底《模仿犯》這樣的推理台劇算不算成功？「推理」本質的意涵究竟又是什麼？而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情境下，我們又可以看到怎麼樣的軌跡？長期致力於推理小說的推動與出版、推理影視的製作團隊「疑案辦」創辦人陳思宇對這樣的議題特別有感，他先給了「推理」一個開門見山的定義：「推理就是，一開始會有一個令人驚訝的謎團，經過一定程序的操作、邏輯的推演，最後找到一個合理的解答。」
推理文學的兩大類別：本格派與社會派
所謂驚訝的謎團，可能是有一個人死掉了、東西不見，或發生一件奇特的事。陳思宇的專業是歷史研究，陳思宇說，在「近代史」中，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實證、科學推演、推理的一個過程。「推理小說其實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產物。人們在現代化社會中，在許多事情上，需要一個操作的程序，最後得到答案。」
若從文學的「推理小說」談起，在歷史中，「推理」文學大致可以分成兩種類別：「本格推理」、「社會派小說」。
在「本格推理」的小說中，小說家與讀者注重在「解謎的樂趣」中，很多人會覺得本格派推理不注重社會，但陳思宇不同意這一點，許多日本的歷史研究者在研究戰後初期社會的時候，他們也會透過這些本格推理小說，去了解那個時代。而在「社會派」小說裡，小說家主要探討犯罪背後的社會成因，社會派小說相信每個犯罪背後都有一個動機，它不會像本格推理一般強調解謎，而是告訴讀者社會的百態。
而不管是哪一個派別的推理小說，都必須符合推理的定義：「發生一個謎，然後找答案。」陳思宇說，推理的定義是這個，而且，在推理這個類型發展的一百多年中，它已經滲透到很多層面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小說戲劇與故事都有「發生一個謎，然後找答案。」這個元素，甚至它已經變成主流，它可能只是不叫推理小說，但它可能在愛情劇、喜劇也會出現，有一個謎題、解謎、成為故事。「去追逐解開疑問這樣一種內容的類型，它其實很被廣泛接受。」陳思宇說。
當小說改編成影劇，必須考量觀眾的時間成本
當推理小說改編成戲劇時，歷史上究竟有什麼成功的案例？
陳思宇說，當小說改編成影視，我們要思考載體的不同。讀小說的讀者是主動的，他們可以前前後後決定要暫停、繼續、花多少時間閱讀。讀者拿到一本書時不用計算時間，可是等到要拍成影劇的時候，時間是影視商業成本的考量。有時，小說在「文字上」的表現，也不是那麼容易或無法轉換成動態的影像。
「這個世代，影視的載體也一直改變，從電影到電視，現在有串流平台，這些形式也會影響你表現的形式。」在電影院裡，人們會被固定在一個空間中兩小時；電視劇一個禮拜才播一集，推理這種類型要一直提醒觀眾上次解謎到哪裡；而串流平台，可能就在劇情劇尾考驗觀眾會不會想追下一集。
陳思宇舉了一個日本的成功推理劇例子，在1950、1960年代的日本，電影是一般大眾的日常消費品，因為很少東西可看，電影院放映什麼就去消費；1970年代電視興起，人們開始可以在家中看電視劇了，電影的發展就面臨了挑戰，電影變成是一些比較大型的製作。「當時的角川出版社，他們有了IP的概念，想說自家出品的小說，為什麼不自己來製作影視呢？」於是角川出版社改編了推理小說家橫溝正史——金田一耕助系列之一的《犬神家一族》（いぬがみけのいちぞく），電影獲得空前的成功。
那《犬神家一族》算是成功在影劇裡的「推理解謎」嗎？陳思宇說其實不然，在電影《犬神家一族》中，解謎的成分不多，故事中有一個大型製藥家族，繼承遺產的人去打仗了，大家以為他死掉了，但有一天他卻戴著面具回來。陳思宇說，《犬神家一族》的成功，是因為故事中有一種獵奇的色彩、日本戰後初期社會的混亂，還有戰爭造成的特殊的現象，讓觀眾喜歡這部電影。
在日本，推理小說、推理劇很早就開始發展。回看台灣的文學類型發展，除了武俠和瓊瑤愛情小說之外，推理小說少有人涉獵，「我們基本上沒有很強的類型小說或大眾小說的傳統，推理這種東西一直有人在寫，但它不是市場的主流。這個問題我沒辦法代表台灣文學的研究者來談，但我一直覺得這很大一部分跟政治有關。」
陳思宇說，因為台灣過去幾十年戒嚴時期對內容的管制，有一些文學創作和閱讀並不是那麼被鼓勵。文學如此，電視也是，播映時間少、也要被審查，台灣的推理劇自然在很後來才開始發展。「我們可以說，可能是這十年，甚至是這五、六年大家才在試試看製作推理劇。
《法網遊龍》藉由規格化劇本說故事，《大搜查線》主角永遠長不大
那麼國外有什麼成功的推理劇故事，是可以讓我們去分析、借鏡的呢？陳思宇舉了幾個他很喜歡的推理劇集，首先，是美國歷史悠久的《法網遊龍》（Law & Order）：從1990年代播映至今，它取材於真實社會案件，每個劇本都非常規格化，每一集都是檢警去破一個案，一個小時內要把故事說完。這部影劇觀眾三、四十年來都喜歡買單，從911事件到今日的Covid-19，觀眾可以在影劇裡看到紐約至今的社會發展。
其次，是英國的長壽電視劇《摩斯探長（Inspector Morse）》，電視劇是由小說改編，故事背景發生在英國「牛津」，90分鐘一集，非常重視偵探角色的一部小型電影。有趣的是，《摩斯探長》故事演完後，故事會迸出新的故事，有一個系列主角變成探長的助手路易斯，另一個系列改講探長年輕時候的經歷，它成功讓故事永遠活下去。
至於他熟悉的日本，他推薦《古畑任三郎》劇集，兇手總是邀請很有名的演員來飾演，讓觀眾覺得新鮮有趣。 還有《大搜查線》劇集，這是日本史上最受賣座的電視劇之一，主要角色像柯南一樣不會長大，但永遠是觀眾的老朋友。
陳思宇說，台灣的推理劇剛開始發展，我們可以找到好的範本，一起學習。學習時，抓到這些好作品規格化的元素，就能找到訣竅讓影劇越來越進步。
而當今的影視若要進步，編劇必須去挑戰解決困難這件事，「我們在做的時候怕困難，必須一直挑戰，加入新意。」不只是編劇願意去面對故事裡的困難，要去解決它，這些角色也必須遇上極致的困難，否則觀眾會覺得，怎麼就只有這樣子呢？他進一步表示：「這些成功的國外影劇，他們沒有迴避這些難題，可是在台灣，我們還沒有看到推理劇的角色們，遇到極致的困難。」
陳思宇回憶自己曾參與的台灣推理劇《憤怒的菩薩》，他說演員對時代背景的訓練，以及角色對時代、語言的理解，是日後可以再改善進步的可能。
而對於近期播出的推理劇《模仿犯》，陳思宇則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改編，因為原著人物複雜。看完了《模仿犯》之後，他則點出角色人物沒有那麼落地，首先，劇中不透露背景在哪個城市，反而有些難以讓觀眾理解編劇想呈現的台灣背景。其次，他認為《模仿犯》中主角的檢察官郭曉琪，他過去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可以在故事中再多著墨。
在世界推理劇盛行之下，台灣的推理影劇製作才剛開始發展，在人們剛入門嘗試的此刻，一切都在初始之中。陳思宇認為，點出觀影想法或許是期待進步的可能，不過，不管是什麼樣的劇集、什麼樣的推理，或許重要的都是在這些故事中，「社會上生活的人們，他們的深刻性是什麼。」
採訪撰文／江婉琦
責任編輯／許容榕、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圖／Netflix提供、部分取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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