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有自信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說起這個話題，黃河語氣沉著、語調也跟著放慢，「其實，我某些部分還是沒有什麼自信。」
但是，沒有自信卻從不代表沒有主見，面對他所熱愛的表演，他特別熱衷去挖掘某些可能性，「我一直嘗試要跟導演、跟對手演員一起創作出一些更好的東西。所以，我常在試戲、在討論中問導演：『我可不可以站起來』、『可不可以講得很慢』，有時候甚至也會很像在搞事，會讓導演反問：『你是真的假的？』」
有想法需要的不是自信，而是誠懇
在跟導演一來一往的過程中，他覺得這是對於表達的一種思考，更是誠懇的表現，「我常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但這都會發生在後台，是表演完之後反省：『這邊要再要求一下！』」說到這裡，黃河馬上想起《模仿犯》拍攝現場的事情：「有時一場戲拍完，已經在換鏡位、搬器材，但我在旁邊就很想去跟導演說『我要上訴』。」
如果不講，心裡會憋著難受，黃河對於創造可能性這件事情，有著自己的堅持，「這種事情真的很難，我就在想『我如果不說就過去了喔，但是，講了就真的要做得到喔，不能找大家的麻煩』。」講起這樣的「搞事」，黃河卻也流露出某種體貼和溫柔。
黃河很清楚，自己不甘於只以一樣的方式表演：「我很小就在這個圈子裡，一些導演、監製遇到我都說：『啊，黃河小朋友』。所以可能大家都對我有一個認定，覺得我大概就是演這些，但我會一直很想找找看『有沒有別的？』，所以會問『這個已經試過了，那別的會怎麼樣呢？』」
於是，對黃河來說，這更根本的驅動力是「好奇」：「這是很自然的天性，也沒人逼我，我好奇，覺得很好玩．．．欸這會不會是太爛的答案？但真的就是好玩，從手上長出一些什麼的感覺，真的好爽。」什麼角色都演得活靈活現，不管是文青也好，精神病患也好，角色可能有點相同也可能有點不同，基於這樣的好奇，他其實最想在其中找尋的，是一種坦然的表達，就像在公視人生劇展《同名同姓》裡所體會到的一切。
《同名同姓》和雨傘互動超乎預期，所有的演出都可以突破框架
「我跟陳永錤導演合作過很多次，清楚知道導演的專業和能力」，黃河這樣解釋，「我當然也會跟導演討論結構、角色分析，但我們的技能到了一定程度後，就不用一定在框架下執行，就會想：能不能走出去一點看看？我們甚至會討論執行面，討論在預算的限制下，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表演手法來超越。」
其中，《同名同姓》中黃河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場在海邊的戲，本來劇本希望是好天氣，但那天風很大、下大雨，大家非得撐著傘去不可，但傘又撐不起來，非得先拍，才一喊cut，導演就跟他說：「不然跟傘跳舞。」
「我們很清楚知道角色、劇本要表達什麼，而當天的天氣下，如果不跟傘互動又會很奇怪，不如就好好跟傘互動。在那場互動中，我在表達：『好像弄好了，啊好像又弄不好，真的弄壞了，那要放手嗎？還是要繼續拿著它？』。」
而這正切合了他們對角色的理解。「這樣的動作變成一個明顯的隱喻，要跟看不見的東西掙扎，想要試著搞定、繼續走下去。這一場戲很憂愁，但導演又不讓我演得很憂愁，這很難，是找到雨傘這件事情後，我們才一起找到該怎麼表現。」
對於這樣在框架之外、控制之外的演出，黃河用一句話總結：「這是一種很浪漫的事情。」
藝術需要邏輯，專業的技術可以讓人走得更遠
但也如他所說，是「技能到了一定程度後」，他們的執行才能超越框架。而黃河身為一位電影人的準備，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很多人知道《危險心靈》是黃河的出道作品，但是，17年後回顧，《危險心靈》對黃河的意義並不僅止於此──那一部劇所代表的，正也是他思考「自己想在藝術裡做到什麼」、並且努力學習技術的起點。
而這一切，又源於黃河與片場那些「大人」們的互動。比如導演易智言就經常與那時只有15歲的黃河聊電影，並且透過聊天引導他理解「一個好的藝術家怎麼思考事情」：
「易導可能會先問我『電影好看嗎？』，接著問『喔好看，那你看到了什麼？』，會問我認為這部電影的主題是什麼？劇情中的衝突又在哪裡？他讓我變成一個會思考、有邏輯的人。而要真的把東西做出來太需要邏輯了，因為創作要能把自己的想像，具體地變成故事、角色、台詞。你邏輯越厲害，就越能去組織、去表達、去溝通，越能貼近你想表達的事情，而非只是表達情緒。」
除了邏輯之外，電影人的技能當然還包含更為技術性的層面，而《危險心靈》的片場也是黃河學習技術的第一所學校。對此，黃河印象最深的是攝影──國小二年級時，他爸爸就給了他一台Nikon的相機，並且教他底片、快門、光圈、對焦等基本技術，這讓他一到片場就特別被攝影吸引。於是，他拍戲的空檔就不時去向易智言和攝影師陳大璞討教相關技術，追問剛剛聽到的各種指令是什麼意思。
「我想，他們要跟我工作，有時候應該也很痛苦，畢竟他們可能只是很想趕快拍完，但可能身為創作者，覺得必須要搞定這個小朋友，才能搞定這部作品」，黃河笑著回憶，模擬那時候自己會問的問題：「比如Dolly（推軌）是什麼？Crane（垂直升降）是什麼？有時候他們被問到有點煩，易導開始會開始亂講，說什麼crane就是一隻粉紅色的鶴（按：crane字面的意義是鶴）──但我就是很想要知道到底大家在搞什麼。」
而在片場見習越久，黃河想了解的事情不減反增。從某個時刻開始，驅動他繼續問問題的力量就不再只是好奇心而已。說到這裡，他的語氣堅定：「我看到了這些專業知識，讓他們能執行什麼、克服什麼，發現他們因為有這些專業技術，可以帶他們到達遙遠的、他們真正想去的地方。」
被易智言導演訓練了16年，累積起對於人性的了解
而若要用一個詞總結高中時這段經歷，黃河說，那是一種「教育」，「我發現了自己某種可以成為的樣子──我不小心看見很厲害的人，之後慢慢發現，這些非常好的藝術家，不管是音樂、文學、繪畫、電影，都會非常強烈地看到人性。」
這樣關於藝術、關於人性的教育，在《危險心靈》殺青之後仍然繼續。黃河說，自己被易導「教訓」了16年，期間，易導開了許多片單、書單給他，書單上從小說到工具書不一而足。在此同時，黃河自己也絕非白紙一張，對繪畫更尤其熟悉。他從小喜歡畫畫，高中從復興商工畢業，大學更是就讀台藝大視覺傳達系。
正是這些訓練加總起來，讓他能夠從不同門類的藝術當中，累積起他對於人性越來越多、越來越深的理解。他語氣難掩興奮，聊到克林姆和席勒都「把生死畫得很繽紛，很亮，很有力」，也聊到莫內畫中的睡蓮，以及畢卡索畫中的牛，都在在讓他看到「在不確定性中，他們仍認定自己看見的東西是長成這個樣子，說『我的感覺就是如此』」。
同樣令他著迷的，還有村上春樹《1973年的彈珠玩具》的公寓，霍普（Edward Hopper）畫中的街道，以及楊德昌影像裡的城市，因為這些都帶著他探索了孤獨與疏離的各種不同形式。
而「孤獨」正是黃河從高中以來一直非常注意的主題。被問到興趣的源頭，他想了一想，說恐怕是從小如此：「我姊姊大我六歲，跟我沒什麼共同話題，跟哥哥雖然只差一歲，但那時也不常聊天。我放學後就在公園玩昆蟲，或在房間裡自己聽音樂、畫畫，偶爾跟同學玩，但小時候我是很奇怪的人，很常是自己一個人。」
對於這個主題，現在的他最在意的，是孤獨與藝術創作的關係。在黃河心中，孤獨並非意味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反而才是藝術「追求共感」的必然前提：「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很多事情即使講出來，其他人也不見得能理解。雖然說，這樣的孤獨聽起來可能很難過，但這就是人類所面對的狀態，而藝術家在接受這一個事實之後，仍要試著表達他所在意的事情，並且要用力表達出來。」
雖然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孤獨的，但黃河並不害怕，從《危險心靈》開始的旅程，他從不停止思辨，「最根本的是，我喜歡藝術。」黃河這樣說著。
採訪撰文／鄭達文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