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月老》裡怨念纏身的「厲鬼」鬼頭成，再到影集《愛愛內含光》溫吞內斂的大學教授，這幾年馬志翔持續以多元的角色形象，穿梭於大銀幕、小螢幕中。而電影《獵人兄弟》，則回歸他多年來持續關注的原住民議題 題材，「這部片在某種程度記錄了當下的現況。電影迷人的地方就是這樣，它可以記錄下時代。」
「你怎麼那麼黑？」荒謬刻板印象曾迷惘到排斥自身血統
《獵人兄弟》呈現了原住民文化的傳承與保存、經濟資本對大自然的襲擊，從而帶出原住民身份認同議題。故事以父親（林慶台 飾）的「意外」身亡為引線，引爆林正（馬志翔 飾）與林祥（徐詣帆 飾）兩兄弟的對立面。糾葛難斷的父子關係、兄弟親情的矛盾，實際上皆指向身份認同的內核，「我們都知道文明的碰撞，大的會把小的吃掉，其實最可怕的是，大的把小的同化。」
馬志翔的身份認同旅程，始於二十歲剛入行之時。他幼時長於山上部落，幼稚園時期因父親教育工作搬到山下城鎮，國中到台北唸書，高中則至屏東，大學再回台北。整個求學階段，和故鄉花蓮保持著似遠似近的距離，而同儕與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階級假象，讓他漸漸迷失了方向，「你怎麼那麼黑！叫你小黑！」、「你家那邊有路燈嗎？」、「你家有電視嗎？」，一個個荒謬的問題使他越來越困惑，越來越自卑，「我甚至有排斥我自己的血統，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原住民，但明明長得就很像。」
迷失不在於不認同，而是距離產生的隔閡，表演則成了馬志翔打破隔閡的契機。當時鄭文堂執導了「部落三部曲」：《瑪雅的彩虹》、《少年阿霸士》、《瓦旦的酒瓶》，找馬志翔扮演當中的少年阿霸士，戲裡他陪著同為原住民的女主角阿芬回鄉尋根，戲外他也像回了家一樣，「拍攝過程當中就有遇到很多當地的原住民，他們就一直笑我，你原住民這個不懂那個不懂！然後認識了一些大哥，從他們身上我就覺得我是不是要重新去認識自己。」
從原住民古文學開始，馬志翔閱讀了大量的原住民小說、原住民音樂等等，看見了族人面臨的嚴峻問題，了解這些文化正快速地消逝，「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當中，民族自覺是很喜悅的，但相對也很痛苦，因為原來原住民在文化衝擊之下，有很多沒有辦法適應的人，那這些沒有辦法適應的人好像就會變成了家庭問題、教育問題，甚至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人要關心。」
這份喜悅和痛苦，催促他走向了編導創作路。當時雖已是演員，可若沒有人願意寫相關的故事，那他也無從可演，所以怎麼辦？只能自己寫，但寫了誰能有辦法拍出有共鳴的故事，所以不如就自己來拍，「這是我自己在這個行業的歷程，所以當我讀到《獵人兄弟》劇本的時候，其實我是很興奮的，就是原來還是有原住民創作者，有原住民導演，用原住民的嘴巴，說原住民的故事。」
用沒有人要的劇本，拿下第一座金鐘
早些年馬志翔花了不少時間跑台灣原住民部落，從台11線、台9線，再到中橫、北橫、南橫，不敢說全跑完，但能去的都盡量去過。他認為故事沒有所謂的「原創」，所有影像創作皆取自生活，若不知何為生活，就無法說出好故事。
比如2008年，替他拿下第一座金鐘獎最佳迷你劇集導播（演）獎的《說好不准哭》，就是他某次行經花蓮太平部落所獲的靈感。馬志翔回憶，在駛離部落唯一一條道路時，發現路旁有條岔路，岔路裡是所小學，一對兄弟在門口，穿著制服，背著書包，沒有進學校，「我就下車跟他們聊天：『弟弟！幾點了怎麼還在外面！』弟弟就說我爸爸還沒有回來，哥哥就巴他頭說再吵我就揍下去喔！」
馬志翔說得活靈活現，當時的景象依然刻在他腦海，「我就想像這一對兄弟其實是在等爸爸回來，因為他們沒有繳學費不好意思進校門，那爸爸怎麼啦？發生什麼事情？然後我就把它寫成一個故事，金鐘獎就得獎了。」這就是馬志翔找題材的方式。對他來說，題材無法憑空想像，不是坐在電腦前敲打鍵盤就能敲出一座金鐘獎。因為靠想像的故事總是容易流露編撰的影子，經不起推敲。
實際上，馬志翔的第一座金鐘獎，是2007年拿下最佳編劇的《十歲笛娜的願望》。這是他第一部編導作品，也是影響他最深的一部，「它本來是一個沒有人要的劇本。」
他自當兵時開始自學導演功課，退伍後花了兩年的時間寫本，寫了兩個，《十歲笛娜的願望》是其中之一。不斷送案，不斷被退稿，每次被退就一直修，直到某天有個製作人打電話詢問劇本，殊不知一下子兩劇本都被看中。可當時他尚未有導演經驗，所以先找了副導的工作磨練，才稍稍安心地開啟第一次導演旅程，「但是我沒有辦法拍兩部，我只能拍一個，我想要拍那個一直被打槍的劇本。所以我常常跟年輕人分享，不要把逆境當作是不好的事情，別人反對你，你的態度不要掉下去，是不是可以變成你加油的動力？」
每一部創作裡，都有著對已逝父親的嚮往
從《十歲笛娜的願望》、《說好不准哭》再到2014年創造全台破3億票房的《KANO》，馬志翔不只用影像說原住民的故事，也在每部創作中，悄悄埋入關於父親的印記，「父親這一塊，你知道孩子都需要大人的背影跟隨。在我整個成長的過程，甚至於出社會的過程，都沒有一個父親的角色可以依靠、跟隨，或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成為一個父親。」
父親在馬志翔國二時，因一場交通事故逝世。當時人在台北唸書，他形容得知噩耗的狀態，是很不真實的，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即使回到花蓮，看見躺在冰櫃裡的父親，也沒有任何感覺，一切像夢遊一般。直到三更半夜，突然很想見父親，跑到冰櫃旁朝窗口裡看，「因為會有水氣，我就打開窗，看我爸爸，我看不到我爸爸，因為很暗，它裡面會有燈，我就找開關，找了好久，我是在那個時候哭的。」
「我一直有感覺到我父親很愛我們，一直有這種感受。」記憶中的父親，永遠面帶笑容，永遠不吝嗇表達愛。然而成長過程失去父親的引導，始終是癒合不了的傷口，所以在每一部創作裡，他都藏進了對父親的嚮往，這份嚮往，也直接地影響他的人生觀，「對家庭，我很憧憬，我希望我可以組成一個完整的家庭，並且給我孩子滿滿的父愛。」
2018年和魯凱族的盧悅婷結婚，2020年迎來第一個孩子，馬志翔在社群寫下：「我們給你取叫Boya，是承自你已逝爺爺的名，爸爸媽媽愛你，你也要不吝嗇將你的愛與溫暖分享給別人，希望你一生健康、平安，腳踏實地走在光明路上，即使崎嶇難行，不怕，腳底的傷疤會讓你成為更好的人。」這是馬志翔對兒子深深的期盼，也是叮囑，是引導，像是以此彌補了自己成長路上的缺憾，把雙份的父愛都給了兒子。
聊到這裡，他忽然想起結婚前母親拿給他的一本日記，是父親的日記，只有短短二、三十篇，寫於他在台北唸書時，母親離開父親、北上陪伴他的一小段時間，「裡面有三個重點：第一個是我父親對我母親滿滿的思念，再來一個是對我跟我哥哥重重的期盼，第三個是我父親的禱告，禱告希望他的孩子可以長成什麼樣子。」馬志翔無比驚訝，彷彿父親預知了什麼，那些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挫折，無解的問題，全都在那本日記裡。
他笑說，日記翻到最後一頁的背面，母親還給父親回了信，「我媽媽回信大概是：你平常都會說愛我，我都覺得很噁心，可是現在當我想要對你說我愛你的時候，你卻不在了。字沒寫完，但是真的像電影情節一樣，我看到淚痕在那個日記上！」
這幾年他確實開始思考，該用什麼角度去講這個故事，可又不想挖得太深。自《KANO》之後，馬志翔已十年沒有創作劇情長片，雖然口袋裡早已完成五個劇本可以拍，但實際執行又是另一回事。2023年，他以《樂之茉》參與金馬創投，是十幾年前就已發想的本，故事透過孩子的視角描述原住民神話，「現在五個本，這個是我第一個想拍的，因為我的孩子，所以我想先處理。」
一聊到小孩，馬志翔有藏不住的喜悅，還不吝嗇地秀出手機背景圖：最親愛的老婆和兒子。然而新生帶來喜悅，亦有擔憂，怕兒子如果生活在台北，對於自身原住民身份會越來越模糊，因缺少環境共感，難以產生情感連結，所以他已和家人搬回花蓮兩年，「讓他在這塊土地上有很多家人陪伴，有很多原住民身份的認同，這種東西才會產生自信。我不希望孩子像我以前沒有自信。」他持續努力說著原住民的故事，說給孩子聽，也說給每一個台灣人聽。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