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林孝謙執導、呂安弦編劇的韓國改編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為台灣電影產業創造傳奇，全球累積票房達新台幣48億。不過，伴隨票房神話而來的，卻是排山倒海的各種批評：「渣男」自私的愛三觀不正、「備胎」牙醫最無辜、為愛殉情輕視了生命。
這些批評成了遺憾，但遺憾也成為了兩人再次翻拍韓國電影、創作《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核心思維，「當時我們單純很喜歡那個故事就拍了，但，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嚴謹去思辨，所謂的改編，例如切入點，或是這個議題對當代觀眾的接受度。」
從《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直覺性創作，到了《陽光女子合唱團》轉為辯論循環，林孝謙和呂安弦在《與愛別離》、《五星級魚乾女》、《想見你》等多次合作中，從未進行如此尖銳的對決；兩人記取了「翻拍不能照搬」的前車之鑑，不斷自原版中抓出一個個提問重新審視，既要貼合原版，又不能背離當代價值。
其中關鍵的改編元素以一個提問開始：為什麼韓版設定小朋友是男生？
殺人犯的小孩如果是女性，很難被領養
《陽光女子合唱團》和韓版《美麗的聲音》相同，從嬰兒呱呱墜地、生日快樂歡唱聲響起，為電影拉開序幕：四方的牢房裡，不見監獄既定印象的室如懸磬，牆上貼著七彩圖畫，琳瑯滿目的玩具散落一地，要不是四個明顯穿囚衣的女囚，還以為只是一所再平凡不過的幼兒園。而鏡頭一轉，吹蠟燭的一歲小壽星是個女孩，名叫芸熙。
芸熙因早產待在保溫箱過久而患眼疾，離開監獄才能得到更完善的醫療，使媽媽惠貞（陳意涵 飾）不得不在未到法定之三足歲前，就提早將她送出，並進行後續的收出養程序。呂安弦在劇本撰寫階段，赴宜蘭和桃園女子監獄、收出養機構做了大量田調，得知於桃園女監中，攜子入監者有近二十人，並非特殊個案，「台灣收出養真的非常困難，我們去調查，說真的很難很難很難。」
重男輕女、延續家族／血脈的沉痾般思維，反映在了台灣收出養現況，「最容易被領養是男孩子，第二個是爸爸媽媽犯罪原因比較簡單的，如果是殺人犯的小孩，又是女孩，幾乎很難（被領養），要嘛送去育幼院，要嘛送去國外。」三、五歲會說話的小孩被收養機率低，因為已有認知，不易親近；重罪犯小孩同樣難被收養，因為害怕「壞基因」，「但也不能怪領養的這些人，他們要承擔他後半輩子所有的事情。」呂安弦淡淡地說。
田調過程的挖掘，令兩人驚訝又無可奈何。而林孝謙於是從中思索：在當代語境下，難道只有男孩值得被愛嗎？電影因此將小孩性別改為女孩，以投射超越血緣的愛、抵抗血脈傳承與性別的綑綁，「如果是男生，他某部分跟血緣的綁定，其實是很強烈的，例如傳宗接代的概念還是很深，但如果是女孩的話，這個東西可以被打破。」
母親不只給予生命，也會奪走性命
在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的著作《愛的藝術》中，將「母愛」比擬為《聖經》中的「應許之地」：大地孕化萬物，母親孕育生命。而「母性」，即為林孝謙和呂安弦此次改編創作的另一核心。
兩人同樣從提問開始：什麼是好母親？「母性這一點就在於，媽媽原本是給予生命的人，但安弦又設計了三個奪走生命的女性。」電影透過惠貞母女、玉英奶奶（翁倩玉 飾）和女兒以及宥芯（何曼希 飾）和母親，呈現三種不同母女關係的失能與辯證：惠貞給了芸熙生命，卻沒有給她健康的身體和成長環境；玉英奶奶不僅自私奪走兒子的生命，更在女兒心裡割下難以癒合的永恆創傷；宥芯母親對宥芯的棄養和漠視，同樣是種對生命的奪取，「當媽媽都是要學的，它其實不是一個瞬間的。」
呂安弦亦期望透過三對母女，描繪女人一生中的不同際遇，「因為它是女子監獄，講的是女人的故事，所以我們希望在電影裡面能夠傳達，女人從出生到最後老死的整個人生裡，利用不同的角色，去詮釋她們在不同的年紀所遇到的、所面臨的困境。」
罵髒話的詞全部變成RAP，合唱團選曲打破刻板印象
《陽光女子合唱團》結合宛如《機智牢房生活》的群像喜感，如阿珮（孫淑媚 飾）和阿蘭（安心亞 飾）逗趣的台式髒話，與王姐（鍾欣凌）所率領的另一派女囚，兩方人馬逞兇鬥舞、嘴砲互嗆；或如宥芯初入監時孤傲叛逆，被阿珮和阿蘭各種欺壓霸凌，可兩人在芸熙面前，都是天使般的阿姨。
不同於韓版《美麗的聲音》，《陽光女子合唱團》以歡樂喜劇為基底，既展現了易怒狂躁的監獄氛圍，亦刻畫人的多面性。呂安弦分享，這些設計皆源於多次田調觀察，「他們叫新來的人『新收的（sin-tsioh-ê）』，然後為了要樹立這個舍房的威嚴以及規矩，我自己判斷那是一種沒有安全感，因為大家資源很有限，就會變得很保護這個東西，所以一進來的新人，他們一定會想要把他『壓落底（ah-lo̍h-té）』。」
於其中所感受到的階級感，亦令林孝謙印象深刻，「她們不敢跟你對視，都是低著頭，我們在跟科員講話的時候，她們也會低頭背對你，好像進去後，她們整個自尊都被剝奪了。然後這個歧視感很強烈，會影響到她們出獄後。」
因此，群像配角的設計，也意在呈現對於偏見、成見的思索，「我們思考的路徑就是，她們是好人壞人？好人為什麼會來坐牢？她犯了什麼錯？她會保護自己嗎？她們有沒有劣根性？是不是只有男生才會搶地盤？那會不會是個偏見？」後續二人亦至更生人協會探訪，了解到更生人融入社會之不易。林孝謙無奈表示，「最恐怖的是，像這種攜子入監的媽媽，她的小孩長大之後，很容易會再進去。因為他就是在這個環境中，去孤兒院、育幼院，沒有人照顧，出社會自力更生，然後複製原來的路。」
而電影將傳統福音合唱團，扭轉為勁歌熱舞的形式，不僅放大了群戲的娛樂性，也作為一種對固化形象的拆解，「我們想要把合唱團的設定和歧視、偏見做連結，這就影響到選曲。」基督教聖詩〈奇異恩典〉銜接謝金燕〈練舞功〉；陶晶瑩〈姊姊妹妹站起來〉混搭孫淑媚饒舌，「大家都知道孫淑媚很會唱，那我就想孫淑媚還能唱什麼？而且那些詞都是她自己寫的，我們把她罵髒話的詞全部變成Rap。」
呂安弦分享，現代監獄的設計以矯正取代懲罰。他在監獄的佈告欄上，看到五花八門的各種活動照片，「他們每年會辦很多聯歡晚會，舞龍舞獅、樂團、做建築物，然後透過比賽可以加分，加分就會升級，假釋就容易過。所以一切都是為了出去，很努力在裡面表現好、學一技之長，其實都是為了回歸社會。」林孝謙補充道，「裡面真的跟大家想得很不一樣，很豐富。所以在這些田調中，我們才慢慢想說，如果把韓國改編成台灣，希望能夠傳達這些真實的狀態給觀眾。」
犯錯後的原諒交給命運，善與惡不會完全抵消
呂安弦原本安排，讓玉英奶奶在生命抵達終點之前，和女兒有圓滿的和解，可後來被林孝謙的罪與罰之辯證所推翻，「其實我們也不想美化做錯事的人，很多時候你做下去的瞬間，那個傷痕真的會刻在別人心裡一輩子。」
《陽光女子合唱團》是一部人性本善的電影，當中未見「純粹的惡」。角色之所以行惡，是因遇見了惡，而惡所催生之惡，並未全然消除善的存在，可善卻也無法與惡相互抵銷，這就是一種因果循環，人終究要為所行之惡付出代價。「你犯了錯，你就算在彌補，但彌補不代表一定要被原諒。」於是，呂安弦最終將玉英奶奶可否被原諒的決定權，交給了命運。
在整體溫馨逗趣的敘事中，電影也毫無避諱地將家暴、性侵、殺人等情節，以直接赤裸的方式呈現，「我們刻意拍出來，也是希望提供給大家去討論：受害者暴力反擊的尺度到哪裡？」宥芯可以報警，可她選擇開槍；惠貞捅一刀就好，但她補了三四刀，「我們在和檢察官討論的時候知道的，這些都是他們判刑判多久、會不會假釋的依據。」呂安弦進一步補充，「把坐牢的人拍得太可憐，感覺好像做錯的事值得被同情，反而會造成這些角色不可信。」
林孝謙和呂安弦繼續說起田調所聞點滴：「你知道收養真的很困難，一個小孩從監獄出來，要平安長大，不再回去監獄，太難太難了，這件事情讓我很害怕。我們原本以為攜子入監是個案，做田調才發現很多，他們裡面還有一個區域是給小朋友玩的小小幼稚園。有的小朋友年紀到了上幼稚園，真的會有一台娃娃車停在監獄門口，你會看到小朋友在監獄門口坐娃娃車，然後去上課回來繼續坐牢，很違和。」
《陽光女子合唱團》雖與原版主軸相同，核心卻截然不同，「我們也希望這部片可以再走遠一點點，不論是對收出養，對於性別議題或更生人，對於家庭、血緣，以及如何和別人相處、善待別人，希望透過這個片可以改變一點點都好。」
電影中一句獨白，道出故事核心：「即便我們犯了無法彌補的過錯，但我希望你要記得你還擁有愛人的能力。」林孝謙笑說，自己總被吐槽是個熱衷於逼哭觀眾的導演，「後來我發現好像不是故意要弄哭大家，是想讓大家卸下心防，就是你會覺得好像愛還是很重要，還是能感覺到自己有愛一個人的能力。」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圖片／壹壹喜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