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砍了三分之一後,把斧頭交給我,並令我念最後一句『充滿飛魚腥味的木塊…。』我越說越起勁,不久這樹便順利地倒地了。父親又道:『祢是孫子的父親之主人,求祢在大海中庇佑我的兒子,滿載飛魚的榮耀歸於祢。』」

這段敘述出自《冷海情深》,夏曼‧藍波安細膩地描述了父親帶他上山伐木、造親子舟的回憶,而這便是他往後數十年欲完成的夢:與兒子共同建造一艘親子舟。

一艘船,兩個男人,三個世代,即為此次以夏曼‧藍波安為主題的文學家紀錄片《大海浮夢》之起源。導演周文欽記錄了夏曼‧藍波安和兒子一起建造達悟傳統拼板船的過程,與李道明在八〇年代所記錄的夏曼‧藍波安和父親,畫面兩相交疊,時間橫跨三十年,「老師(夏曼‧藍波安)交給兒子去砍的那一把斧頭,就是他父親交給老師的那把,同一把斧頭傳來傳去。」

夏曼・藍波安與兒子施藍波安踏入山林,以造舟技藝延續三代傳承。

台灣只有海鮮文化,大眾仍停留在「陸地思維」

海洋,是推動周文欽拍攝《大海浮夢》的初心,亦是他首次邂逅夏曼‧藍波安的因緣。他兒時成長於宜蘭海邊,自小對海就有著無盡的渴望,而這些年來的創作,也多以記錄海洋為母題,「在我童年的時候,龜山島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遙不可及的想像,就是一直看著它,一直想去,但去不了。」

他回憶小時候的海邊,還有駐軍守衛整條海岸線,近在眼前的龜山島,則為軍事管制區,可望而不可及;大人也總對他說海邊很危險,絕不能靠近,「長輩都是這樣說,但不是教育你如何去、如何認識、如何讓自己安全,都是一開始就先禁止你不可以去,因為很危險。」

他觀看並 /記錄了夏曼‧藍波安如何將海的知識、造船的技巧、划船的技巧、捕魚的技巧傳承給兒子,感嘆於漢人在教育思維上和達悟族之間有多麼大的差異,使他原自詡對海洋算得上了解,才發現自己其實從未真正理解,「我們常講我們台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我們面對海洋所捕撈的魚,很多時候是叫不出牠的名字的,永遠判斷魚的好壞,就是好不好吃、貴不貴。」

夏曼・藍波安於1989年返回蘭嶼定居,重新學習海洋漁獵知識,成為書寫達悟文化的海洋文學家。

可達悟人將魚分為男人吃的魚、女人吃的魚、老人吃的魚:最好、最漂亮、最肥美的魚給女人吃,因為女人需要孕育下一代;吃得飽但較粗糙的魚給男人吃,因為男人要工作;最不好的魚給老人吃,因為老人已沒了生產力,果腹即可。光是如何看待魚之於人的價值,就反映了達悟人與漢人傳統上的夫為妻綱、敬老尊賢有所不同,「這是根本上的文化差異,所以老師一直在講,我們是兩個不同星球的人。」

周文欽說,長年的海洋政策使大眾對海洋的認識,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以自身擁有遠洋船員證為例,每每皆須至安檢所登記,方可出海;一般民眾僅能拿身分證坐娛樂漁船,且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返港、禁止過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海洋國家的困難,就是,我們的民眾對海是很陌生的,我們雖然是海島,但我們全部都還是『陸地思維』。只有蘭嶼達悟族,他們才能夠真正稱得上是海洋民族。」

夏曼・藍波安自父親身上習得達悟部落傳統伐木造舟技能。
施藍波安跟隨父親腳步學習造舟技能。

拼板船建造517天後出海,最後並未迎來預期的豐收

周文欽原將紀錄片定位在「親子舟建造」,而後於2021年得到目宿媒體的支持,成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家紀錄片系列之一,使他因此也重新審視關於夏曼‧藍波安作為作家的一切。

拍攝的同時,他們邀請了文學顧問組織讀書會,將夏曼‧藍波安自1992年出版的首部著作《八代灣的神話》,到近年的《大海之眼》、《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全梳理了一遍,「我們做這個閱讀,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文學家,我們必須從他的作品去理解他背後的核心思想是什麼,他作為書寫達悟主體的海洋文學家的理念是什麼。」

對周文欽而言,拍攝的困難除了恰逢疫情,還有前往蘭嶼的交通、氣候阻礙之外,更多的是拍攝者應以何種心態「觀看」被攝者,「要能理解所謂漢人跟達悟族在歷史上所產生的衝突、矛盾、糾結,那如何避免去冒犯到他們,再來就是如何理解老師的文學,文學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跟他核心的思想。」

電影記錄了拼板船建造的517天,以及完成後的下水慶典儀式。而飛魚季來臨之時,夏曼‧藍波安帶著兒子,協力揮動起船槳,讓那艘親子舟漂向汪洋,迎向銀白色的飛魚。可最終,兩人卻沒能迎接欣喜的「豐收」,取而代之的是:在機動船停泊的海口,靜靜地收拾漁網。

夏曼・藍波安父子啟動拼板舟旅程,以行動承載部落記憶與海洋智慧。

這段紀錄原應為整部影片之高潮,作為「傳統達悟文化終究沒能敵過現代化產能、無法與資本世界抗衡」的敘事主軸。然而,周文欽的處理方式,卻像刻意語帶保留般隱晦,將父子倆無緣豐收的哀傷,悄悄地帶過,「我盡可能不要用外來者的觀點,去寫原住民的故事,盡可能就是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不要先有預設立場。所以,我沒有想要用一種批判的角度,我當然可以把它做得很明顯或很劇烈,那這樣子會有一個問題是,我還是批判了其他的族人。」

傳統捕魚方式面臨現代化、資本化的衝擊是事實,可選擇如何生活,不該受任何審視。周文欽說,所謂現代性的滲透,實則無人能倖免,「電影裡面有四個時期的影像,從四〇、五〇年代的影像資料到現代,才短短七十年,就可以看到一個少數民族劇烈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只有達悟族,放諸全世界少數民族都一樣,而且這個是不可逆的,就是,你也回不去了。」

電影的另一軸線為夏曼‧藍波安的創作過程:周文欽經常將鏡頭凝視於敲打著鍵盤的夏曼‧藍波安,而畫面背景是被書籍淹沒的書房,由四方鐵皮所建,「原始」的居住環境和夏曼‧藍波安桌上那台新型蘋果電腦形成強烈對比,違和卻鮮明,「那個證明的就是,其實大家都回不去,沒有人可以閃躲,即便是老師,他這麼有主體意識,他這麼重視他的傳統文化,但現實生活上面,他還是沒有辦法避掉這些。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

夏曼‧藍波安以借貸而來的文字為抵抗,書寫達悟人的自身主體。

小説《老海人》主角洛馬比克現身,呈現創作的真實性

《大海浮夢》同時藉由《大海之眼》法文版譯者戴杰禮、短居蘭嶼的漢人青年黃嘉慶,以及夏曼‧藍波安的妻子西婻.藍波安等人的訪談,描繪關於夏曼‧藍波安、關於達悟族的輪廓。不過周文欽卻有意降低訪談內容比重,「我們有一個核心,它其實是更接近電影的語法在做,而不是紀實報導的語法。」

他期望聚焦人的情感展現,取代用事件堆疊敘事。如片中夏曼‧藍波安「一滴淚的畫面」,為倆父子成功製作出親子舟的結語,「老師其實講了很長一段感受,我們刻意把那一整段都不放,就用一滴眼淚去呈現那個複雜、糾結。」

周文欽在田調過程中,亦搜尋出人類學家維諾妮卡艾諾,於七〇、八〇年代所記錄之達悟族影像。而他同時也記錄了夏曼‧藍波安前往法國探訪她的過程,「我覺得曾經有這樣一個人類學家,這麼關心達悟族,而且她一輩子就只做這件事情,做達悟研究,我就想把她介紹給台灣人認識。她最大的心願就是把這些資料整理好之後,再全部回贈給達悟族。」

夏曼‧藍波安曾在《冷海情深》中,描寫自己以漁槍獵捕浪人鰺的過程。
《大海浮夢》記錄下了《老海人》的主人公洛馬比克的最後身影。

此外,電影亦出現了夏曼‧藍波安所著小說《老海人》的主人公洛馬比克,呈現其創作的真實性,「因為很難得一個小說家的人物,是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他寫的故事或是他的人物,都是有所本的。」周文欽所觀看到的洛馬比克,就和在小說裡無異,依舊似海水般純淨,「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個時間的暫停,就是,他並沒有跨越現代,他還是留在屬於他自己的那個年代。」維諾妮卡艾諾和洛馬比克,分別於2022年和2023年離開了世界,《大海浮夢》記錄了他們最後的身影。

片中,西婻.藍波安獨自吟唱的歌聲,則道出了達悟婦女於飛魚季的螃蟹節時,鼓舞慰勞男人出海捕魚的歡喜,「他們的喉嚨就是他們的樂器,吟唱內容是很即興很日常的,所以他們的傳統裡面很會說故事的原因,可能一部分來自吟唱。」配樂師梁啟慧亦將達悟人獨特的聲音靈性,注入了此次配樂作曲中,與周文欽影像化夏曼‧藍波安文字的詩意,如浪花波動般兩相共舞,「所以這部紀錄片很適合在電影院看,當你在電影院的時候,可以感受到被海包圍、被聲音包圍。」

妻子希婻・藍波安難得入鏡吟唱族語歌謠,是片中温馨亮點。

紀錄片之「誠實」比「真實」更為重要

周文欽一路以來,創作紀錄片所秉持的信念是:不為成就某種敘事觀點刻意操作,「我覺得作為一個影像工作者,那就有點惡意了。就是我知道那樣做下去我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可是那樣可能會傷害到其他人。」

提到《大海浮夢》等最久的畫面,他說其實他等了飛魚和鬼頭刀,等了有八年,早在多年前拍攝國家地理頻道《魚之島》時,他就等待多時卻無緣。而片中那條巨大的浪人鰺,實則並非在蘭嶼拍攝之畫面,而是他於墾丁國家公園保育區所攝,「我看到老師在書上描述,他把浪人鰺寫得那麼有生命力,所以我從文字上理解老師的心情,把我閱讀到的那個情緒呈現出來。」

周文欽於海中拍攝之浪人鰺。

於他而言,製作紀錄片之「誠實」,比「真實」更為重要,「如果你說要真實來講,那一點都不真實,因為地點、時間都不同,可是我很誠實地把老師的文字表現出來。所以創作過程是工具也是武器,可誠實很重要,不能因為要成就你自己的作品、成就你自己,然後去扭曲了事實。」

他不願將電影作者主觀批判置於前,卻也非鄉愿,而是把批判空間留給觀者自行思索,「這部片其實乘載了很多議題,很多值得探討的文化,或是社會層面的東西,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可以有更多元的視角來探討這部片,而不是一開始就把大家拉到一種對立、衝突的立基點,那樣我覺得反而限縮了它的可能性。」周文欽以溫柔的姿態拍攝《大海浮夢》,就如同夏曼‧藍波安與兒子的互動那般,始終溫柔。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圖片/目宿媒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