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者的輪廓，是電影鏡頭下常描繪的人物，這些異鄉人往往肩負更重的擔子，比本地人用更多力氣，只為體面地在異鄉生存。若說移民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生活，其實婚姻也像是某種移民：關係上、人生狀態上的移民。猶如地理層面的未知，我們無法確知自己與伴侶適合與否，縱使相處再久，伴侶可能依然如陌生人，即使參與他的現在與未來，對方的過去終是無法觸及的邊際。
由日本導演真利子哲也執導，獲選為2025年金馬影展閉幕片的《最親愛的陌生人》（Dear Stranger）對焦移民角色，不只在角色設定上多元，電影由日本、臺灣與美國合製，多國的存在感在電影裡強烈，找來日本演員西島秀俊與臺灣演員桂綸鎂演出，故事敘述一對移民至美國紐約的東亞夫婦，在這座文化熔爐開展的第二人生。
丈夫賢治（Kenji，西島秀俊飾）作為大學教授，從歷史角度研究建築與廢墟；妻子珍（Jane，桂綸鎂飾）是實驗劇場的偶戲編導，卻為了照顧兒子被迫放棄事業，兩人向外探尋新生，過往陰影始終纏繞，直到兒子發生一場事故。
綁架事件推動劇情，折斷支撐家庭那脆弱的根
初探《最親愛的陌生人》，觀眾或許會為其懸疑風格所感染，然而觀看全片，懸疑成分僅是表層，內核關注的，仍是人該如何面對「自我的歷史」。
何謂自我的歷史？國家有歷史，建築有歷史，人當然也有歷史。有時，歷史成為承載個人厚度的重量；有時，它則化作絆住前行的幽靈，悄然左右生活的每一步。
電影節奏不疾不徐，前半段鋪陳三口之家試圖立足異地的日常，看似平和圓滿，卻隱隱透出裂縫，矛盾細火慢燉，丈夫在教職瓶頸中孤獨掙扎，妻子對母職犧牲心生不平，他們並不滿意現狀，像被困住一樣，尋覓不見出路。美國夢不如想像般甜美，東西文化的差異則更是衝突而非交融。這些潛在的危機，在電影來到近一小時之際，才被兒子綁架事件點燃，形成全片明顯的前後對比，也是這段關係迅速走向失衡的節點。
綁架事件雖是劇情推動關鍵，實則像一面鏡子，反映夫妻之間長久潛伏的芥蒂。兩人來自不同背景，相互妥協搭建家庭，說著不屬於自己的語言，然而同時背負著各自原生文化，一旦生活的風暴來襲，那些未曾深埋的根便輕易折斷，連帶動搖一路以來建立的關係。
跨文化婚姻獨有的複雜關係，戴上面具才能真正做自己
跨文化婚姻的複雜性被置放於核心位置，是影片描繪的眾多層面之一。賢治的日本文化裡，責任感與內斂是習慣準則，而珍的臺裔美籍身份則帶有更強烈的自我表達需求。如此文化交錯的矛盾，存在於價值觀、情感處理，甚至是表達愛的方式。夫妻在英文對話裡小心翼翼，既想被對方理解，又不得不隱藏內心深處的恐懼與不滿。
語言本身，於是成為一道隱形隔閡。
此外很有趣地，兩人的職業也隱晦對應彼此困境。有幕課堂戲，賢治講述聖經中「巴別塔」（Babel）的故事：一群人企圖建造通往天頂的高塔，上帝見狀便擾亂他們的語言，使眾人再也無法彼此理解，並將他們驅散至世界各地，最終留下一座未竟的廢墟。
讓角色說出此故事，應是編導有意的選擇，因這既是學術研究，亦是賢治自身婚姻的隱喻。語言割裂導致溝通失能，儘管是枕邊人，亦有難以窺探的那一面。「廢墟」意象與語言隔閡巧妙結合，以悲劇收場的巴別塔故事，似也預示兩人正走向的結局。
另方面，珍的操偶表演象徵她被壓抑的表達欲望。她在母職、藝術與婚姻之間不斷拉扯，諷刺的是，只有當她獨自一人戴上面具時，她仿若才能成為自己。那個藏在偶套底下的她，也許比起平常示人的珍更貼近她的靈魂。
西島秀俊與桂綸鎂力不從心的互動，呼應角色處境的困難
整體而言，《最親愛的陌生人》可能不是一部靠近或企圖取悅觀眾的作品。若以懸疑片而觀，它顯得過於平淡；如以移民題材而言，它想說的又顯然不止於此，電影始終與觀眾維持若即若離的疏遠感。
使用英文表演的西島秀俊與桂綸鎂，或許因非母語的緣故，有時聽來些許不自然，甚至力不從心，卻也正好呼應角色處境。語言在他們口中顯得沉甸，每一句皆費力，既想表達自我，又怕被對方誤讀。這份「溝通的困難」成為全片底色，也延伸出電影的核心命題。
點出困難，又該如何作結？所幸，《最親愛的陌生人》並未選擇和解或美好結局的救贖敘事，也不急著縫補已破碎的現實，反而在危機過後，為兩人的後續留白。儘管世界如廢墟，生活依然得過下去。
電影不回答，也不決斷，它讓我們看見，當「親愛的」與「陌生人」疊合在同張臉孔時，親密關係的矛盾本質將變得無所遁形。
文／彭紹宇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