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哪些故事會被紀錄下來？這些故事會以什麼模樣影響著時代？《悲情城市》可能正是如此書寫歷史、映射社會狀態的一部電影，聚焦在光復初期的台灣，以一個家族，呈現台灣人的處境與命運。
經過了33年，《悲情城市》4K全新數位版重新上映，這部電影的地位在過去早有許多論斷，被視為台灣新電影運動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內容不但大膽地觸碰當年二二八事件的敏感爭議，劇中人物也展現台灣人在歷史夾縫中自我的認同困境，更一舉奪下威尼斯金獅獎的殊榮，創下了許多台灣電影至今難以企及的成績，讓這部電影成為一個時代裡的傳奇。
1989是《悲情城市》最恰好的時間點
《悲情城市》是侯孝賢在1989年10月上映的作品，這個時間點，可謂出現的正是時候。1987年，台灣才剛解嚴，社會開始狂飆，黨國時期的威權壓力所造成的壓抑，一下子釋放，各種聲音都迫不及待鼓譟起來；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全世界開始聚焦亞洲的極權統治以及華人世界的人權問題。
《悲情城市》的故事，聚焦在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基隆田寮港林氏家族。林家經營酒家維生，地方勢力雄厚。林家老父年歲已大，家中大小事務由長子文雄作主，他作風彪悍，為人爽朗；原為醫師的老二文龍，戰爭時期被徵召前往南洋任軍醫，戰後依然未歸，生死不明；老三文良戰爭時期也受徵召為日軍擔任翻譯，自上海返台精神受創，又捲入不法活動，被以《檢肅漢奸罪犯條例》構陷入獄，返家後精神創傷難以復原；四子文清失聰，以攝影為業，經營照相館，經常與當時的知識分子交流，後也因此而遭逮捕。
林家的故事，就是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結束、進入國民政府統治的這段時間裡，無法理解的各種矛盾以及傷痛的一種縮影。
如同片中飾演大哥文雄的演員陳松勇，在劇中的一句怨嘆，「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這一語，道盡了台灣人無處可吐的辛酸，也說出了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台灣人處境。港星梁朝偉所飾演的失聰四弟文清，則是因他原本無法流暢使用台語，導演侯孝賢所特別設計不需特別言語的角色，卻也正好與台灣人有苦難言的處境重合。劇中梁朝偉因受到逼迫，無法言語卻艱難地吐出一句「我⋯⋯台灣人！」的片段，亦令人唏噓。
《悲情城市》最為高明之處，是藉由林家兄弟的人生際遇開展出多條的敘事線，看似各自獨立，卻又因為角色的血緣關係而產生交集。敘事線中的事件是相當日常，鬥毆、聚賭以及不法走私，這些草莽、土性的謀生之道，表現出台灣人當時生活的不易與快意。亦透過劇中人物的處境，將政權交替的緊張、大時代的壓抑夾藏在劇中，看似沒有特別著力，卻巧妙地讓整部電影浸染於其中。
打破票房毒藥印象，展現侯孝賢的強大野心
作為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重要作品，《悲情城市》不僅是突破，也為後續作品奠定下重要的根基。
新電影運動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醞釀，在過去，愛國軍教片、三廳電影為電影產業主力產品，但拍攝的套路、公式，讓台灣的電影難有突破。當時在中影做企劃的小野、吳念真等人，因獲得資源，開始挖掘新導演，期盼為台灣電影開創新局，《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等電影，在這個契機下應運而生，為新電影運動開拓荒土。聚焦土地、個人的故事，為台灣電影帶來嶄新的模樣。
但台灣新電影的作品，因為題材新穎、形式跳脫以往，電影最為重要的收益「票房」並未盡如人意，讓新電影蒙上了「票房毒藥」的陰影。
但《悲情城市》的出現，又讓新電影出現了劇烈的轉變。在國際影展的亮眼成績，以及政治態勢與社會氛圍的影響，讓這部電影在1989年上映當時，根據國家電影資料館的「1990年電影年鑑」的記載，台北票房有6600萬台幣的亮眼成績。而《悲情城市》敘事角度的野心，將台灣重要二二八事件搬上大銀幕，是解嚴後的頭一遭，亦顯現台灣電影已經有能力操作不同以往的宏觀敘事，也是導演侯孝賢第一次進行如此巨大的題材，是他個人作品重要的轉變，也展現了他導演功力的更上一層。
一個時代造就出的「新」電影
現在的台灣，經過了兩次的政黨輪替，網路社群讓政治監督與主流大眾更為貼近，各類議題的發聲管道活絡，關於上個世紀的政治悲劇以及傷痕，也因各界的關注開始啟動轉型正義程序。而在如今的時空環境下，重新上映的《悲情城市》，可能不僅僅是回顧而已，對於這個時代新生的世代，可能會產生多種與過去不同的嶄新視角與詮釋。
關於新電影的榮光，可能新時代的年輕觀眾都有聽聞，但究竟其中美妙究竟為何，也可能因為年代久遠而難以體會。此次《悲情城市》的重新上映，不論是已經遺忘或是未曾體驗的觀眾，都能再次於戲院中完整地體驗。而關於二二八事件、黨國威權統治的陰影，亦可能因為這個時代的新生命未曾真切體驗，透過電影因此而產生對台灣社會、歷史的新的省思，或許也是這部電影相隔33年重新上映，即將發生的跨時代化學反應。
文／陳宣任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圖／牽猴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