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沒有時間了，我很怕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我想要帶你回來，我想要帶你回家，好好看看你。」《女綁匪》以一場看似荒誕脫序的綁架，訴說著一位癌末母親的最後願望。這是導演陳漢華的第二支劇情短片，取材自他的個人人生經歷，「知道她生病的時候覺得好像很靠近，但我們的關係又很疏離，當下那個衝擊感很強烈，我就一直想把那個『情緒』拍出來，把說不出來的話拍出來。」
取材自導演實人生，失聯母親一打來就說自己癌末
來自香港的陳漢華，飄洋過海到高雄讀大學，他就如同《女綁匪》裡的阿華，孤身一人靠自己長大，在台灣半工半讀付學費、繳房租，和母親從來都是各過各的。然而大一的時候，突然接到失聯已久的母親的電話，母親一開口就說自己已癌末，當時的那股衝擊感宛如巨浪的尾巴，一轉身就突然甩到陳漢華身上，他形容那是難以言喻的感覺，明明如此疏離的關係，卻有種道不明的感受在心裡滋長。所以從那時起，他就一直醞釀著《女綁匪》的劇本，原本要作為大學畢業製作拍出來，但寫自己的故事實在太難，過於煎熬。經過了幾年成熟了，又或許是能夠面對了，這才催生出這樣一個作品。
「我不敢接她的電話，但後來有回去見她。我們突然變得很近，然後她有很多情緒會影響到我，最後就有點像是情緒勒索。」陳漢華分享，生病的母親時常處在崩潰的狀態，許多話就像鎖鏈一樣將他的心綁起來，讓他不斷想掙脫開，這就是《女綁匪》以「綁架」作為故事核心的起源。所謂的綁架，就是來自母親的情緒勒索，「後來就覺得，我有什麼方法可以面對這個人？可能除非她綁我，我才會面對她，不然就一直逃避。」因此《女綁匪》一開場，就是芬媽載著被鎖在後座的兒子阿華，將他偷渡上船回澎湖，那個阿華死命逃脫、不願再面對的家。
對陳漢華來說，《女綁匪》不是為了拍給母親看，更多是為了自己，他需要宣洩那股難以訴說的感受，需要將心倒空，需要強迫自己去面對、不逃避，把那些沒說過或不敢說的話，透過角色抒發出來。所以劇中的阿華，是陳漢華自己的投射，「有一句台詞我很愛但沒有剪進去，阿華說：『哪有人這麼久沒見，一見面就說要死了。』沒有放是因為覺得太導演角度了。」這句話，或許是陳漢華對母親的控訴，就像他在片中引用了鄧肯的名言：「母愛是多麼強烈、自私、狂熱地佔據我們整個心靈的感情。」以自我為中心的愛，可能讓孩子難以招架。
喜劇元素讓議題不再嚴肅，拿尿瓶逗母親荒誕又搞笑
《女綁匪》融合喜劇和類型片等元素，淡化了生死議題和親子疏離的嚴肅氛圍，是陳漢華首次以幽默的方式呈現故事。所以片中的芬媽有點瘋狂、有點荒謬、有點搞笑，假裝自己是個專業的「綁匪」，拿著槍指著兒子讓他吃雞蛋糕，許多可愛的行為讓人真假難分。而那把「槍」實際上也是個隱喻，暗示著生病的母親想要用槍自我了解，「再見到兒子可能又放下了，也知道兒子多年來的煎熬，好像彼此的心結慢慢化掉。可她知道這個病沒辦法解決，又不想再這麼辛苦活下去。」
片中阿華和芬媽許多互動都荒誕又搞笑，像是芬媽讓阿華把尿尿在水瓶裡，阿華又拿著那瓶尿逗弄芬媽，看似在互相埋怨叫囂，卻又十分逗趣，還有難得的溫情，並藏著阿華對母愛的渴望，以及芬媽對兒子的思念。陳漢華說這些有趣的瞬間，大多來自兩位演員的即興發揮，「陳雪甄老師建議讓芬媽可以更瘋狂，跟兒子的互動可以更大膽。但我可能偏保守，後來一直聊天討論，就變成現在的形象。」本身作為導演兼表演指導的陳雪甄，沒有干涉陳漢華在創造上的思維，兩人透過討論激發出情節上更多的可能性，這才有了《女綁匪》的喜感。
而提到為何會找黃冠智來詮釋「自己」，陳漢華表示因為兩人私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緣分始於大學的課堂作品，有趣的是，黃冠智的太太正是當時那部作品的女主角，同時也是這次《女綁匪》的製片，所以他見證了兩人的愛情走向婚姻，「他們都說我是他們的媒人！」
陳漢華也透過幽默風趣的敘事方式，將自己藏於內心的許多糾結呈現出來。比如芬媽遇到警察臨檢時，把阿華笑稱為「乾兒子」。這其實是取自他和母親的真實經歷，過去曾經在外人面前被母親說是「乾兒子」，始終讓他有種被拋下的感覺。陳漢華不明白母親為何要這樣說，然而疑惑始終無法被解答，只能透過電影抒發出來。
用澎湖的「距離感」呈現疏離，他鄉和故鄉已沒有界線
《女綁匪》大部分場景都在澎湖，陳漢華笑說這是自己的任性，一個人飛到澎湖流浪，覺得景色過份美麗，就打定主意要在這裡拍一部電影。明明高雄旗津具有地域優勢，對於預算有限的學生製片來說是最佳首選，但陳漢華相信直覺，與澎湖相遇是命中注定。實際上，這並不全是任性，因為是自己的故事，曾考慮過是否要回香港拍，但礙於疫情與種種考量最終作罷，然而陳漢華依然想把自己「異鄉人」的身份放進故事裡，所以選擇了一個有一定程度難以抵達的他鄉。「那個感覺真的很不一樣，可以騎車、搭高鐵或客運到的地方太容易了。所以要搭飛機，經過一點路程，就是如果你沒有特意回去你就不會回去，你可能就把那個地方忘記了。」用距離感呈現疏離感，宛如浮雲過客，亦是切不斷的鄉愁。
2023年陳漢華回了一趟香港，是疫情後首次回家，陌生的感覺讓他思索著能在這裡拍什麼樣的故事，而待在台灣已長達八年，又在陳漢華心裡產生奇異的疑問，我到底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我是香港人但我要拍什麼。我覺得有一天我一定會拍，只是可能那個時間還沒到。」從《暗夜計程車》到《女綁匪》，陳漢華的作品裡時常融入台灣文化與議題，對於他這樣一個「異鄉人」來說實屬難得。他鄉和故鄉的界線或許早已模糊，雖對故鄉感到疏離，但思念始終存在，就像溪水流過石礫，水份滲透被石礫吸收，形成一股可感不可觸的濕氣。
期望家人之間能好好面對彼此，以「最美的時光」化解心結
《女綁匪》最後一個畫面，停留在阿華童年的畫作上。畫上寫著歡迎媽媽回家，最後卻等不到媽媽，然而當媽媽終於回來，卻又要再次離開。所以才說芬媽的愛是自私的，自私地走，自私地來，自私地要阿華再次承受被拋棄的痛。而對芬媽來說，她也不為獲得原諒，只是想要有段和兒子相處的美好時光，因此她說：「現在，就很幸福。」
陳漢華說這部作品本就不是為了和解，「他就是接受這個人的存在，而不是原諒了這個人。」投射到現實中的陳漢華身上，和解將會是漫長的、細微的。「我覺得家人之間，可能就是不太敢表達自己想要什麼，或是不知道對方想要什麼，就急著把情緒發洩到對方身上。如果可以好好面對，應該都可以解決。」這是陳漢華拍攝《女綁匪》期望傳遞給觀眾的價值，不要讓情緒控制自己，也不要用情緒綁架家人。溝通很重要，雖說是老生常談，但能做到的人卻不多。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