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國發生一起「項圈炸彈銀行搶劫案」。一名披薩外送員走進銀行、遞出紙條，表示自己身上被綁了炸彈，要提供字面上的金額大家才能夠安然無事。原本眾人還半信半疑，但隨著金額到手，警察到來，計時器的時間也慢慢逼近，玩笑變得越來越真實而慌亂。最終炸彈是真的，外送員的胸口被炸出了一個洞。這起「有史以來聯邦調查局碰到最複雜、奇特的案件」全然以第三者的性命作為賭注，不但讓導演鄭雅之開始思索一個反派的心路歷程，也成了《塑膠花》的創作開端。
作為導演，鄭雅之擅長將日常細細地拍、深深地說，曾以為自己的第一部大型影視創作會是部文藝電影，但她在台灣影集製作能量最盛的期間，遇上了監製謝國豪，而有了這截然不同的嘗試機會，「我一直以來被定義為文藝少女，多多少少會有點不服氣，被說你拍的東西就是那麼侯派，那麼安靜、有潔癖。」鄭雅之確實在侯孝賢、李滄東、岩井俊二等導演的美學中學習，但另一方面她也看著《順風婦產科》、《荒唐分局》、偶像劇長大，「其實我是個超俗的人。」她笑著說，希望能以最好入口的方式，呈現她想述說的故事。
和角色一起離家出走，再一起找到回家的路
不同於大多數的台劇，《塑膠花》的主角金勤（吳慷仁飾演）並不正派，從故事的一開始就不討喜，利用娜娜（李沐飾演）對他的感情來搶劫、為達目的不顧慮周遭他人。鄭雅之曾為此掙扎，金勤該討人厭到什麼程度？對於娜娜該不該放多一點愛而不只是利用？是不是該先讓觀眾喜歡主角，再一同走入故事？有一度，她想將金勤的台詞改得更為中性，但吳慷仁拒絕，表示這個角色不討人喜歡也沒有關係，雖然當下有點衝擊，但鄭雅之現在也感謝吳慷仁的果決與直接，「如果不做到那麼過份就會不上不下，連『讓人想看他到底為什麼這麼討人厭』都達不到。」
其實討人厭的也不只金勤，影集裡的每個角色，都有各自的缺點及問題存在。鄭雅之想寫的從來都不是一個討喜的人氣角色，而是更靠近大多數觀眾周遭的親朋好友，像《絕命毒師》與《去X的世界末日》裡的主角，即使有著明確缺點，但在相處的路上理解彼此的困境，而願意一起生活、成長，「我希望大家看《塑膠花》的時候，像是認識了一群你身邊的朋友，一起離家出走，再一起找到回家的路。」
「愛是什麼」的片場激辯，帶來不同的詮釋方法
劇本在編劇的腦海中構思，演員的加入像是一種共創，鄭雅之總會在確認演員後調整角色，讓他們擁有更獨特的生命力。像菜鳥警察小陳（周予天飾演）原本會是個較陰鬱的角色，但因為周予天略帶天然呆的個性而有所改變。鄭雅之分享，這次與演員的合作，她在實際面談前就提供劇本，不過周予天卻不知道自己該先讀過，就空著前來，讓她與副導都傻了眼，「可是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不知道。但你後來會發現，他其實是個很拼的人，拍攝現場看他的劇本是寫滿筆記的，只是他反映沒有那麼機靈而已。」認真卻不懂世故是小陳的特質，在周予天的加入後，鄭雅之也將他有點矬的真誠放入其中，成了《塑膠花》中最幽默且逗趣的角色。
李沐也為劇本帶來了不少的改變，一開始鄭雅之對於娜娜的設想是一個缺愛的孩子，踏上旅途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找愛。但李沐卻給出了鄭雅之沒想過的答案，她認為娜娜想要的是「壞掉」，「確實當人生爛到一個狀態，那會是主動的選擇，可能對傷害自己或他人有所上癮。或許我太常待在劇本的設定裡，需要演員提醒我這個角色的動詞在哪裡。想要壞掉是娜娜的動詞，而愛是她追尋的結果。」
不過鄭雅之與李沐討論最激烈的母題是「愛是什麼」，甚至曾在拍攝現場為一句台詞花了 15 分鐘討論。對於李沐來說，愛的最高點是自由，但對鄭雅之而言正好相反，愛是一種無可奈何。鄭雅之回憶，就讀北藝大時的男友是位攝影師，為幫助他畢業，即使自己是討好型人格、最討厭管人，也迫使自己成為了一位導演，「因為愛是有責任的，是我選擇讓自己不自由。」回頭一看，無可奈何是自己給的，而李沐所說的自由，是因為愛而心甘情願地做出選擇，其實兩人對於愛的理解是同一件事，只是詮釋不同。
有了李沐的加入，讓鄭雅之把金勤與娜娜的關係寫得更為扎實，一開始是娜娜對金勤一見鐘情，但看著李沐對於娜娜的理解與表演，她把這份感情挪向對於離開的嚮往，以及對於父愛缺席的渴望。
母女間永遠的難解習題，老舊觀念不易改變
《塑膠花》的主線是跟著娜娜與金勤踏上一場不確定是否有愛的旅途，但在其背後同樣精彩的，是娜娜與媽媽的相愛相殺。鄭雅之透過場景做出比喻，例如在娜娜的世界裡，每一棟出現的建築都是如日據時期般的建築，隱喻寫媽媽如芳（葉全真飾演）對於娜娜的「殖民」，而交付娜娜贖金的地點，也刻意選在與如芳虔誠基督徒身份有所牴觸的蓮池潭，以諷刺強迫娜娜信教的控制欲。
母女間的難解習題，一直以來都是鄭雅之想探究的題材，「對於我的媽媽，我還有很多的為什麼想問。」2017 年鄭雅之母親臨終前，她和鄭雅之預告，大多數的遺產會給工程師哥哥，希望他能因此自由。她那時回說：「你放心，我理解，我會理解的。」但 7 年過去了她還是不懂，為何自由是屬於哥哥，而她不配擁有。哥哥為此驚訝困擾，鄭雅之則如同金勤困在自由的命題之中，既得利益者與受剝削者都同樣痛苦。
自己的媽媽與如芳同樣都是上一輩的女人，在新舊時代之間被扯得精疲力盡，理解前一世代的觀念已於現代不適用，卻依然無法不遵循其中。在媽媽化療的那段期間，鄭雅之偶時趕稿到半夜，還會見到媽媽還待在客廳，想著「如果我當年是用其他的方式帶你們就好了」面對媽媽的反思，鄭雅之說：「有些事情她知道自己沒處理好，可還繼續在責怪自己。或許是作為媽媽的一個特殊身份，讓她不停檢討怎麼樣可以更好。」就如同劇中如芳又得獨自撐起一個家，在這個社會裡必須撐得更為強勢，好掩蓋自己的不自信。
影集殺青的那天，負責撰寫如芳個人小傳的編劇夥伴，大哭著和鄭雅之道歉，原來如芳的「芳」也是鄭雅之媽媽的名字，撰寫的過程、聽著故事，她無法不將兩人連結，但她深知鄭雅之與媽媽的關係不是娜娜與如芳，甚至沒有如芳那麼壞，內心也感到歉疚。鄭雅之表示：「其實我很感動，因為她相信如芳是真的存在才會跟我到這個歉，這些角色是真的被劇組團隊、演員所相信著。」
只有說出口，才有機會擺脫父權體制
不只如芳與娜娜，《塑膠花》的每個角色都被這個社會結構所壓迫著，就連金勤也是如此，為了實踐他的父愛而走向偏鋒，把自己縛在悲劇英雄的繭中：想隻身一人找回女兒，拉回妻子，保持男子氣概的樣子。鄭雅之試圖展現體制壓迫下群像，但卻不想控訴，因為在她眼中受害者與既得利益者同樣受挫，「我真的不覺得在這樣的困境中，誰能一個大反轉從此脫開父權體制。但我想闡述這個樣貌，或許有被看見，或許沒被看見，但我覺得有人提了，才有機會討論，才有機會改善這個社會的樣貌。」
就像電影《美麗羅賽塔》在拿下金棕櫚獎前，沒人料想到它能讓比利時政府禁止雇主給予未成年勞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在大受討論前，也沒人能想像到它能促使台灣展開 #METOO 運動，「其實很多事情的力量，是比我們想像得還大的。」。
導演，曾是鄭雅之被迫走上的職位，如今卻是她提問的方式，在創作之中驗證自己的想法，也更靠近自己一些，雖然有時候會後退，有時候會在原地繞了一百圈，「其實我依然沒有覺得自己是導演，我就只是一個喜歡分享的人，想講一個想了好久好久的故事。」鄭雅之還有好多想說，未來的模樣也還未確定。而在故事被看見以前，我們都無法得知它會帶來怎麼樣的力量。
採訪撰文／麥恩
責任編輯／許容榕、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