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拍過《終極殺陣》、《玩命快遞》等系列，擅長飛車動作大片的盧貝松（Luc Besson）及維吉妮亞席拉（Virginie Silla）監製，台籍美裔的黃嘉智（George Huang）執導，電影《台北追緝令》裡桂綸鎂開著紅色法拉利從信義、大安、萬華，再沿著中山北路的綠蔭在台北街頭狂飆。為了拍出首部全片於台灣拍攝取景的好萊塢動作片，劇組申請共8區12條道路管制，創下台北電影拍攝最高紀錄。
「來台灣拍攝有種回家的感覺。」黃嘉智說。談起電影，他總滔滔不絕、話不落地，不過他說盧貝松比他還要誇張，人生不是在拍電影就是在想電影，就連在台灣拍《台北追緝令》的收班晚上，回到飯店依然繼續想著劇本，「他在拍攝期間居然寫出了三部劇本，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台灣的地貌豐富多樣卻有一致性，不預期的勘景充滿驚喜
不過，其實《台北追緝令》原本會是「香港追緝令」，但疫情的爆發、成本的變化讓原初的拍攝計畫被迫取消。但幸好過去盧貝松在台灣拍攝電影《露西》的經驗愉快，黃嘉智的老家也就在嘉義，便決定將這個故事移師台灣。2023年二月黃嘉智也特地花了三週的時間跑遍全台勘景，最後把故事的地點選定於台北，「我跟盧貝松說這裡不只可以拍一部，還可以多拍個兩三部電影，台灣有太多東西能拍了。」
繁華的信義區、歡鬧的西門町、傳統廟宇、凌亂的巷弄，《台北追緝令》取的景點類別豐富，甚至來到基隆的大武崙漁港，「這裡甚至不是我們當初預計勘景的地點，但當我們經過時我就大喊『哇，等等，停車！』一個被山巒圍繞而獨立的沙灘和漁港，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黃嘉智說，通常要找到如此的景色得要跨越幾個州或國家，甚至得另組攝影團隊，但這裡卻離拍攝主場景的台北僅僅30分鐘車程，「這裡真是電影人夢寐以求的地點！」也正因為發現大武崙漁港，他將拍攝的地點向北擴及，才增添了在山洞與山間飛車追逐的場景。
但電影取的景致眾多，要如何定調視覺風格？「這個問題很有趣，攝影指導科林萬德斯曼（Colin Wandersman）第一個問的也是這個。台北有太多視覺風格可以做選擇，這也是在台灣拍電影有趣的地方。」黃嘉智說，台灣的地貌有著豐富的多樣性，而且因為來自於同一座小島而有其一致性所在，就算將它們都放入電影中也不用擔心會造成風格的斷裂。
幕後團隊九成來自台灣，桂綸鎂的深刻表情令人驚艷
《台北追緝令》的拍攝的團隊有9成來自於台灣，僅有攝影及飛車的動作團隊是沿襲EuropaCorp法國團隊《玩命快遞》的飛車追逐風格與經驗，黃嘉智他們這次也嘗試台灣的拍攝節奏，「一開始我們有點太按部就班於好萊塢的拍攝方式，台灣還沒有太多拍這種大型電影的經驗，反而讓我們可以去打破過往的拍攝習慣。」他認為最大的不同，是在台灣拍攝可以達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過往在美國拍攝每天都是動輒18個小時的工時。
除了幕後人員之外，這次《台北追緝令》也有許多台灣演員參與演出，其中最為亮眼的就是飾演女主角喬伊的桂綸鎂。談及和桂綸鎂的緣分，黃嘉智說是因為某次碰巧盧貝松在法國看見了她的香奈兒廣告，勾想了過往對她演出的記憶，「她不用說話，光是表情就能夠展現出深刻的情感變化。她能詮釋的範圍很廣，可以是《白日焰火》裡深藏秘密的寡婦，卻又能是《不能說的秘密》裡活潑輕快的學生。」
不過對於桂綸鎂而言《台北追緝令》依然是個挑戰，尤其是要全英語的演出讓她最為擔心，找了兩個英文老師協助，在片場一有機會也會和黃嘉智確認台詞的念法及語調，好讓演出時的每一句話都更靠近母語觀眾的聽感。桂綸鎂也接受的大量的武打、飛車訓練，「不過在街頭飆車的鏡頭是一個法國男子戴著假髮，穿著他的戲服拍的啦。」黃嘉智笑著說。不過他也強調，即使桂綸鎂飆車的特寫是以「虛擬製作」拍攝，場景是由LED牆打造，但讓桂綸鎂能感受、理解法拉利的速度感及力量依然十分重要，「她體驗過奔馳感，才能夠展出那份真實。」
「能夠有桂綸鎂擔任女主角，我真的很幸運。」黃嘉智說桂綸鎂幾乎出現在電影中的每一場戲，總是最早開始上妝且最晚離開現場，卻又珍惜每個時刻把角色準備到最好，她的敬業讓他佩服。而作為在地演員，桂綸鎂時常推薦黃嘉智台北厲害的咖啡廳，也不時外送剉冰慰勞劇組，「她真的是慷慨到會讓我有點內疚。」黃嘉智說，正因為她的慷慨與溫暖，才讓電影裡為了兒子不停奔波的喬伊顯得如此強而偉大。
楊紫瓊牽線盧貝松，每部電影的誕生都是奇蹟
距離上一次執導電影已是20多年，黃嘉智表示能拍出《台北追緝令》得感謝演員、劇組團隊，還有盧貝松和維吉妮亞席。
回想2014年，黃嘉智接到了一通盧貝松的電話，說他看過了黃嘉智的劇本，很喜歡，期望有機會能一起合作，「我以為是個惡作劇，有朋友想要弄我，所以我就掛了他電話。」黃嘉智大笑著說，當時想也想不到這種機會能落在他頭上。但原來是楊紫瓊在與盧貝松合作《以愛之名：翁山蘇姬》時，楊紫瓊推薦了黃嘉智創作的電影劇本《美味秘方》。
很快地，盧貝松與黃嘉智面談，聊了一下午的電影，並正式提出合作邀約：「今年我們EuropaCorp拍出的電影比Fox等美國電影公司都還多，相信我，一起合作，你的電影會真的拍出來。」這正是黃嘉智夢寐以求的機會。
不過合作一開始並不算順利，前兩個劇本都未能開拍，當《台北追緝令》遇上香港疫情而停止時，黃嘉智原本想說就罷了，「任何一部電影能夠拍成都是一場奇蹟，有太多太多原因會讓你得到『沒辦法』的回答。所以當時我也想說就『好吧，我們努力過了。』」但這次維吉妮亞席拒絕將案子關掉，她鼓舞黃嘉智，說這次無論如何電影都必須拍成，並把地點改為在台灣，讓拍攝計畫能繼續走下去。
30年前首部長片控訴好萊塢有毒，期望有更多台美合製電影
回首拍電影之初，激勵黃嘉智的貴人不算少，1992年，還在擔任哥倫比亞影業執行副總裁貝瑞約瑟夫森（Barry Josephson）的助理時，勞勃羅里葛茲（Robert Rodriguez）帶著自己花費7000美金拍攝的首部長片《殺手悲歌》來拜訪，看見黃嘉智桌上有著在美國還未上映的《鎗神》拷貝，而和他聊起天，甚至成了朋友，借住進他的公寓，好省下旅費。
在互為室友的期間，勞勃羅里葛茲談著他如何從零拍出《殺手悲歌》，也挑戰黃嘉智：「你已經在好萊塢打滾了10年，你認識這麼多人，為什麼不去拍你自己的電影？是什麼阻止了你？」
對於一個華裔移民二代來說，生活是用苦換來的。黃嘉智的父母也總盼望他有個安穩，能養活家庭的工作，冒險從來不是他的選項，即使要拍電影，他也選擇是從公司的基層慢慢做起，等著職位夠高的時候再來拍自己的電影。勞勃羅里葛茲的一番話，讓他決定辭去工作、搬回老家，並跟父母坦白：自己的夢想就是要拍電影。埋首撰寫劇本的期間，爸媽還是不時拿出考公務員的傳單想讓他試試，但這次他以鐵了心，才在1994年拍出首部長片《與鯊魚共舞》，在那個勞方還難以發聲的年代，拍了一部控訴好萊塢生態有毒的電影。
30年過去，他在父母的故鄉台灣拍出了好萊塢動作大片，並與音樂劇《囍宴》的總製作人楊呈偉（Welly Yang）一起開了工作室Formosa Studio，期望未來能創作出更多台美合作的好作品，那些來到台灣拍攝的美好經驗能夠被複製、茁壯。
「希望能再來到台北拍攝更多像《台北追緝令》這樣的大製作電影！」黃嘉智說，創作很多時候是個孤獨的過程，且不一定能夠看到它誕生的那天。但如今他結識了許多將熱情奉獻給電影的創作者，一起交流成長，期待著未來的創作能夠迸發更多火花。
採訪撰文／麥恩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