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李安的第二部電影作品《囍宴》上映，它的前衛與先鋒讓眾人記住這位導演的名字。電影不僅為他贏得柏林影展金熊獎，更代表臺灣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現為「最佳國際影片」）此時，是臺灣落實婚姻平權的26年前。
如今，電影問世超過三十載，好萊塢迎來新版《囍宴》。物換星移，時空背景改變，同性題材從過往的避諱禁忌，到此刻百花齊放。這場嶄新「囍宴」端出的菜色，映射何種時代變遷？
新版的人物布局
首先最為直觀的差異，便是角色配置。
與原版以結婚為核心相比，新版《囍宴》在角色設計上大幅擴展。從原先聚焦一對男同志伴侶偉同與賽門的故事，延伸為兩對同性伴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原版中，偉同為了應付父母的逼婚，與女畫家顧威威協議假結婚，幫助威威取得綠卡，並對父母交代。
新版則更加奔放且貼近當代。女同志伴侶安琪拉與李歷經多次試管嬰兒療程失敗，承受龐大經濟壓力；她們的好友珉是來自韓國的留學生，雖出身財閥家庭，卻不願繼承家業，如今又面臨簽證即將到期的難題。他向男友克里斯求婚遭拒，於是轉而向安琪拉提出交易：只要願意假結婚，幫助他取得身份，他便資助試管療程的費用。
新版導演安德魯安（Andrew Ahn）與原編劇詹姆士·夏姆斯（James Schamus）的合作，延續原始結構與劇情元素，保留「為獲得身份而結婚」與「假戲真做意外懷孕」等情節，但從移民二代視角切入，關注現代觀眾對於性別、親密關係與家庭認同等議題。
風格轉向喜劇主軸
相較「開風氣之先」的原作，重拍版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忠於經典同時，仍能展現新鮮感而不流於過時。為此，新版在風格上選擇明顯轉向，與1993年的原作形成對比。
原版主基調較為認真嚴肅，透過家庭壓力、身份認同與文化衝突等議題，探問移民同志處境，偶爾穿插幽默緩和氣氛，讓觀眾容易接近當時仍被視為敏感的主題。
新版則以喜劇作為底色，在近乎嬉鬧的節奏中融入情感張力與身份焦慮。不過，語調融合雖然富有企圖，卻因劇情結構與舊版相近，又未能提出鮮明新意，導致整體呈現顯得有些「不上不下」。
儘管如此，此次嘗試仍有其文化意義。當同志角色不再以邊緣者身分出現，故事也不再訴諸同志族群的苦難或悲情（Queer Suffering），新版《囍宴》正反映當代酷兒敘事語境的進展與轉變。
家庭關係的重新詮釋
新版《囍宴》延續原作對「世代關係」的關注，並透過女性視角，描繪符合當代社會的情感畫像。陳沖與尹汝貞兩位要角為全片注入厚度，讓「上一代」的角色不再僅是傳統價值的代言人，而是充滿複雜情感與角色弧線的立體人物。
陳沖飾演的May從最初無法接受同志女兒的母親，轉變為LGBTQ 倡議者。該角反映現代父母的掙扎，表面似接納孩子，內心並不一定真正認同。片中，她始終在為「自己」與「女兒」之間徘徊，曖昧心境呈現支持與傷害並存的矛盾，讓她的角色更具層次與複雜性。
相較之下，尹汝貞飾演的祖母 Ja-Young 更接近原版《囍宴》中歸亞蕾演譯的母親角色。她是看透一切的旁觀者，雖然不完全理解兒子情感，但她願意學習並接納。她所展現的，正是來自上一代的理解與包容，象徵跨越傳統與現代價值的橋樑。
值得一提的是，原版中偉同選擇只向母親親口坦承真相；而在新版電影，珉則與祖母聯手對祖父保守秘密。兩部《囍宴》皆由女性角色知曉主角的性傾向，反映東亞父權體制下，女性時常是較彈性靈活的角色。相對地，片中始終未曾現身的祖父，卻無形中彰顯父權的無所不在，成為一種潛藏的壓力來源。
出櫃不再是終點
新版《囍宴》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出櫃」不是終點，同志伴侶的生活才是挑戰，如何建立親密關係、回應不同的情感需求、是否選擇生育等議題┬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事情。
「親密關係的建構」在新版故事中，巧妙地設定兩對伴侶各自皆有一位「逃避型人格」的角色：一方渴望承諾與穩定，另一方則因自我懷疑，或對親密關係的不確定感而退縮，讓觀眾看見他們在「逃避」與「承諾」之間反覆拉鋸的情感過程。
在同志權益日漸完備的此刻，如此描寫更貼近當代同志的真實處境。透過這些情感掙扎，它不再停留於異性或同性的討論，而是提供一幅複雜且真實的情感畫面，如此一來，電影也變得更加「普世」了。
《囍宴》歷經電影、音樂劇到翻拍新版，每次改編都是對原作的再詮釋。可以確定的是，電影早已超越「同志假結婚」的情節奇觀，也不僅止於東西方倫理碰撞的文化寓言。它轉化為一種對現代親密關係的多元想像，那些曾經是邊緣的先鋒，如今成為主流視野的一部分，或許正反映我們身處的時代，確實悄悄往前邁進了。
文／彭紹宇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