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盧慈穎因工作到桃園大溪做田調，偶然走進一家獨立書店，書架上平放的一本書《終戰那一天》攫住了她的目光，「它代表某一種觀點，這個觀點可能是那時候我更有興趣認識的，就是『終戰』，它不是講『光復』，或是『戰敗』。」
書封上引用了邱永漢的《濁水溪》：「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拿著槍桿的戰爭總算停止。然而，愛與自私的戰爭都沒有結束。」
「因為這場戰爭，它的餘韻，就是現在產生的間接影響，在台灣都沒有停止過。我們台灣現在面對的現狀，就是戰爭的遺緒一直在這八十幾年來，都還在影響我們社會，不管是意識形態，或是國族認同，或者我們怎麼樣去論述我們的歷史。」
也因此，盧慈穎決定以影像重新建構，經由原著所梳理出的前線、後方和外圍三個切面，再現那段，屬於臺灣這塊土地的戰爭經驗。
是誰在1945年台北大空襲時轟炸台北？答案：美國
遊戲公司迷走工作坊，於2017年以日治時期為背景，開發了一款名為《臺北大空襲》的桌上遊戲。為此他們到西門町做了隨機街訪，第一個問題是：你知道臺北大空襲嗎？接著問：你覺得是誰空襲臺北？
四十位受訪者中，多達三十八人不知道臺北在二戰時遭遇過空襲。至於第二個問題，有十三人回答：日本。這便讓盧慈穎聯想到，小時候爸爸曾和她提及，以前臺灣被空襲時，他媽媽會拉著他跑去防空壕，「可是，我那時候一直以為我爸說的是日本來轟炸我們。」
「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是錯亂到這種程度，甚至不知道，在戰爭發生的時候，我們是屬於哪一方。」
其實，當時空襲台北的是同盟國「美國」。台灣戰時屬於日本殖民下的軸心國陣營，戰後卻又立刻被掛上了名為「光復」的牌匾，置換立場成同盟國勝利方；從敗方到勝方，既是輸家又是贏家，一時之間全擠在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上。如此複雜膠著的戰爭經驗，放眼全世界，臺灣可說是絕無僅有。
因此，盧慈穎想做的，便是剝除那層各方立場的意識形態，讓資料影像回到它原本的脈絡之下，力圖建構出「史實」；同時，經由臺籍軍屬蕭錦文和楊馥成、臺灣少年工東俊賢、看護助手李遷嬌、師範生黃金桂，以及政治夢想者彭明敏，六位二戰親歷者的第一手訪談，藉此梳理出：台灣人戰爭前的生活是怎麼樣、作為被殖民者為何決定參加戰爭、到了戰地真正的經驗是什麽？戰後因著國民政權掀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後，他們的生活及實際感受又是什麼。
「我想要做的是一個重新建構，就是我們臺灣最缺乏的，重新建構我們對那場戰爭具體的印象。」
六位二戰親歷者口述歷史，最長者98歲
可盧慈穎發現，臺灣的戰爭經驗實在太難講了，「我們的戰爭真的不像別的國家的戰爭，我們是要同時講好幾方，有日本人的、有台灣人的、有中國人的，不同的觀點。」為此，她參考了許多戰爭紀錄片和人物紀錄片，其中影響她最深的，是肯·伯恩斯（Ken Burns）與林恩·諾維克（Lynn Novick）所執導的《越南戰爭》（The Vietnam War，2017），其敘事便是以資料影像和人物訪談的形式，建構出各方立場的相互詰問，「我從來沒有看過同樣一場『戰役』，可以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觀點，片子實在是做得太好了。」
她亦深受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啟發，其所執導的紀錄片《他們不再老去》（They Shall Not Grow Old，2018），將黑白無聲的歷史影像，透過著色、補格、音效等現代電影技術，最大化地還原戰爭現場，「Peter Jackson他說，他們經歷的戰爭不是黑白的，也不是無聲的，那不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把資料影像也彩色化，就會讓這個東西變得更具體，有血有肉。」
盧慈穎羅列出原著裡所提及的相關人物名單，於2020年開始田調並採訪，可是，許多人都訪問不到了。「我們訪問到的人，最年輕的是九十歲，最年長是九十八歲。」她也曾考慮是否訪問其後代，可總覺由親歷者現身說法，比起由他人轉述，更具衝擊感，「所以我們後來決定，全部都是以第一手、第一人稱資料為主。」
「一定有很多遺憾啦，就是，我們開始得太晚。」
紀錄片中的六位二戰親歷者，有三位沒來得及看到完成的影片。彭明敏於2022年與世長辭，黃金桂和蕭錦文也分別於2023年、2026年離開了人世。盧慈穎猶記，剪輯時聽到蕭錦文的採訪片段所受到的衝擊。他描述自己在遠赴南洋時，猶如披上皇民的榮光威風凜凜、受眾人送行，然戰爭結束後回到臺灣卻無人在意，政府只稍來一台破舊的車，載他們去到車站便了事，「然後他就突然停住，他說，也不能怪他們，然後他就說：對方的敵人。他自己知道是對方的敵人，是現在這個政權的敵人，所以不能怪他們。」
國家政策讓台灣史缺席，也讓阿嬤變成「文盲」
盧慈穎在歷史資料影片中，找到一段1941年由臺灣總督府製作的《台灣勤行報國青年隊》。然而她卻發現，在整齊劃一、治理有方的軍伍背後，有一雙施暴者的雙臂一閃而過。那是日本帝國將暴力美化為忠誠的病態心理、卻無意讓人看見的軍隊日常，竟在這精心包裝的宣傳片中，不經意地被記錄下來。
「所有國家都會拍它希望被別人看見的那一面，可事實上，這些宣傳片當你把它的意識形態剝除之後，把它放到它本來應該有的脈絡，就可以建構出那時候的史實，這才是我想說的事。我要做的是把它『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
是以，紀錄片裡呈現的「高砂義勇隊」宣傳片，或是李香蘭的影像資料，盧慈穎特意將影片嵌入至一戲院裡的銀幕上，使觀眾看著銀幕裡的銀幕在播放，從而拉出距離、跳脫「宣傳片」的畫框，「我希望大家是拉出來看，因為，那些都是被操作過的結果。」
而經由受訪者所描繪的往事，交疊歷史影像相互印證，使那個時代臺灣人的生活日常、戰爭經歷，被最大程度再現，「我小時候是沒有什麼臺灣地理、臺灣歷史的，我們讀到的是中國地理、中國歷史，可是我的街道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日式房屋，我沒辦法解釋。因為這些都從我們的記憶裡面被剝除了。」
盧慈穎曾以為阿嬤是文盲，因開始製作《終戰那一天》，讓她對阿公、阿嬤的經歷產生好奇，回去問了叔叔才知曉，阿嬤其實唸過公學校，學的是日文。她因此恍然大悟，為什麼阿嬤在世時經常看日本相撲節目，「我沒有想到她其實完全不是文盲，她只是不會講後來政權、或是不會用後來政權的文字。」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悲傷，因為我完全不理解她。」
她於2025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終戰那一天」在臉書分享了家族往事：阿公於1942年為避免被徵兵至南洋打仗，開啟了一場以求學之名的逃亡。她寫下：「在我父親人生的前幾年，他的父親是缺席的。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父親與阿公始終不親近，又或者是因為那個只會台語和日語的阿公，在終戰返台後，因為始終學不會華語，又放不下身段務農，只能靠著幾分田產勉強糊口、終身赤貧導致他鬱鬱寡歡，與家人的親情始終淡薄，就連與寡言順從的妻子在生了八個孩子之後，依舊有種生疏的冷淡。」
這般家人間的疏離氛圍，便也如幽靈般地，傳承到她身上，「我跟我阿嬤也不親，我想如果我那時候能夠願意理解他們處境的難處，或許，我對她有多一份同理心的話，我們的關係可能會不一樣。」她想起小學受「國語政策」教育後，自己也曾和他人一起貶抑臺灣文化，認為講臺語便是低人一等。因而使她後來經常在想：如果我們自己的家族史，不是在那個時候被否定的話，是不是我們家族的關係也會不一樣？
看見歷史是為理解現在，彼此尊重才有對話空間
盧慈穎將自身經歷的所有糾結、遺憾，梳理而成《終戰那一天》。她認為人們之所以需要歷史，是為了理解「現在」，「為什麼我們同樣生活在臺灣，有這麼不一樣的史觀，有這麼不一樣的生命經驗，因為我們把兩個完全對立的歷史放在同一個地方。而臺灣社會的現狀，就是八十年前的遺緒造成的。」
看見時代如何在不同人身上劃下傷口，傷口又如何被隱身、被沉默、被曲解、被淡化，從而有機會理解此時此刻：為什麼那個人和我不一樣？「永遠處在很分裂、很撕裂、很對立的狀況下，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不舒服的。我們需要把對方當成一個『人』來看待，即便彼此之間的生命經歷、史觀不一樣。有了尊重，才可能有真正對話的空間。我們需要能夠對話。」
採訪撰文／蔡若君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圖片／放假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