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在站路口攔一台車，車窗搖下來，一把槍指著你，跟你說借過一下好不好，你會怎麼辦？」《鎗聲》劇中，飾演前輩阿猴的鄭志偉向飾演後輩皓仔的薛仕凌提問。
這是演員留給觀眾的情境題，也是導演張凱智的高中好友阿猴值勤的真實經歷。只是現實人生不是劇本，沒有留白的空間，阿猴必須在幾秒內隨機應變，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飛車追逐的警匪電影只是娛樂想像
許多人聽到這個情況，第一反應都說應該要攔下把槍奪過來，讓他帶槍走太危險了。但當時阿猴看到槍，腦中閃過的是：現在是下班時間，後面一整排下班的民眾，奪槍可能會讓他打中其他機車騎士……放他走吧，記下他的車牌，有的是時間慢慢追。
「這不是終極警探、不是無間道，就是一個很真實的台灣警察做事方法。」張凱智說，那是看再多好萊塢警匪電影的人，也想不到的警察真實應對。
激烈巷戰、飛車追逐，終究是警匪片的情節，《鎗聲》帶觀眾進入的是一個個台灣警察工作的真實情境，他們的生活不像電影裡追緝歹徒般危險刺激，更多時候面對的是拒檢民眾的嗆聲、鄰里糾紛的怨氣。
語氣緊迫的無線電通話，揭示了警察工作的高壓和緊張，《鎗聲》劇情改編自2020年4月中和警察向拒檢民眾施暴的新聞事件，當時媒體不斷播送警察執法過當的片段，卻鮮少人知道該名員警情緒失控前，被對方脫口罩吐口水。張凱智無意為警察暴力辯白，而是想透過這部作品思考：「在那樣的位置上，我們都會是理性的嗎？」
他們在最天真的年紀就面對黑暗
許多人眼中，警察是權威的，這個權威包含對過去殖民政權下「警察大人」、「警總」的歷史批判。近年其他國家不時傳出警察執法過當的爭議，每當爆發警民衝突，台灣社會對警察的言行不免放大檢視。
身邊多位朋友投入警界的經驗，讓張凱智看見警察的不同面貌。阿猴、皓仔，片中兩位主角的原型是張凱智的高中同窗，也是一起玩樂團的夥伴，他回憶：「我們這屆包含下面兩屆的學弟妹，加起來大概有十幾個警察，都是熱音社的，就是一群玩團的人去當警察，我覺得很特別。」
這群朋友成為警察的年紀，是一般大學生三年級的階段，「你會看到曾經很偏激、很極端、很憤青的一個人，突然變得世俗，自我產生很多矛盾。」張凱智認為，這樣的轉變不是社會化，是因為多數人的二十歲仍然以天真的視野認識世界，年輕的警察卻在這樣的青春年華，直面社會最殘酷黑暗的角落。
步入社會的時間差，曾經讓張凱智與警察好友們多次產生理念衝突，以為從此漸行漸遠之際，太陽花學運讓他重新看見基層員警的處境。當時有個新聞，立法院外的鐵網綁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脫掉制服後，我跟你們站在同一陣線。」潦草的字跡和署名，讓他一眼就看出留言者是他相識的警察友人。
那時社會氛圍對警察鎮暴有諸多批評，他卻發現，在警民對立的現場，可能也有舉盾牌的員警希望加入對面那群衝撞體制的青年，「那時我就覺得，他們的內心矛盾好精彩，我要拍下他們的故事。」
不是所有的警察對工作都有憧憬
發想《鎗聲》時，張凱智經常在中和分局和警察泡茶，曾經有員警向他感嘆「正常沒事的人不會來當警察」，當下許多人認同，因為那樣的心聲不只是自我調侃，更包含從警的無奈。
張凱智認為，台灣警察的培訓制度和體育班相似，警校訓練一批專門從事警察工作的年輕人，許多進到警校的學生，都是為了幫家裡減輕經濟負擔，對警察身份沒有足夠的憧憬，當他們執勤遇到不合理的處境時，過往的求學讓他們難以轉換職業跑道，這樣的無力感也是他希望在《鎗聲》呈現的面向。
劇中雖沒有多琢磨皓仔和阿猴的生活背景，但透過阿猴的住家環境、皓仔和家人的通話內容，可以窺見他們都有各自家庭的困難，前者面臨婚姻破裂，後者有家人醫藥費和學費的壓力，這些都是取材自張凱智田野調查收集的故事。
在人物設定上，劇本透過一個很衝的學弟和一個圓滑的學長所產生的衝突與對話，把執勤現場的困境呈現出來。飾演學弟皓仔的薛仕凌將年輕員警的橫衝直撞詮釋地相當貼切，劇組認為薛仕凌的台語表達就像一般人在現實生活說台語的語境，那種自然感，可以很快將觀眾帶入劇情。另一位飾演學長阿猴的鄭志偉，則是貼近阿猴本人的氣質，張凱智打趣地說，幾乎可以想像中年後的阿猴就是志偉哥的模樣。
皓仔和阿猴的反差，體現的也是台灣警察制度的問題，觀眾可以看見台灣的警察必須擔負人民保姆和執法者這兩個衝突的角色，《鎗聲》呈現警察執法過當和差點被嫌犯射殺的現場，也同時和觀眾提問：當一個警察要同時面對壞人和好人，那如果將拿來打擊壞人的敏銳度，放在一般民眾身上會是好的嗎？
《鎗聲》預告片釋出後，很快在許多警察群組瘋傳，有警察說「終於輪到我們了」，張凱智笑談，這種心聲反映了警察總有不被社會大眾理解的孤單，就像我們看到服務業遇到奧客的影片會同情，警察遇到失控的民眾，卻鮮少有人指責民眾的不對。現今的台劇作品中，警察角色經常是配角，多半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形象呈現，這部貼近真實情境的警察故事，或許可以讓觀眾對台灣基層員警有不同的認識，同理在警察制服下的他們，其實也只是一般人。
文／宋家瑜
責任編輯／朱予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