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的鯨魚老爸》中，布蘭登．費雪一次次唸著：「我知道作者只是想把我們從他的悲傷故事中拯救出來、讓我們短暫抽離。」畫面令人難忘。而故事到底可以解救人的什麼？台劇《模仿犯》的編劇們也回答了這個問題，編劇馬克明說，影視作品基本上會有一道光，你可以從那個光走出去；但同時另一位編劇周克威也冷冷回答，推理劇這種故事沉悶，雖然它們看起來很殘酷，可是生活其實就是這麼殘酷，它比喜劇還真實。
懸案造就的迷惘九〇年代，人心渾沌找不到規則
《模仿犯》改編自日本作家宮部美幸的同名推理作品，由好故事編劇團隊操刀改編。編劇團隊的總主筆馬克明說，宮部美幸因《模仿犯》一書而被譽為平成國民作家，文字中自然有小說家對日本社會的關懷。可是一部以文字為載體的小說，要怎麼改編成觀眾想買單、符合台灣社會脈絡的影劇？
「影視化需要一個觀點。我們從檢察官郭曉其（吳慷仁飾）的角度，帶我們去看台灣的九〇年代末社會。」馬克明說。
可是會看Netflix的台灣觀眾，年齡介於二、三十歲之間，九〇年代末應該只是他們的小時候？
「但是《怪奇物語》年代也發生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馬克明說，一個影劇能給觀眾共鳴，在於創作者團隊能不能對那個年代有一個成功的想像與溝通。於是，在編劇們寫故事的期間，他們訪談心理師、檢察官、警察、新聞主播、社會線記者；編劇王加安也報名上鑑識課，「我看到屍體照片，老師說明這是怎麼被切開的，我真的有雙重創傷。」創傷無法被想像，只能試著感同身受，他們在《模仿犯》中建構出九〇年代末的台灣。
九〇年代末的台灣，有三大懸案：「尹清楓命案」、「彭婉如命案」，以及「劉邦友血案」，那是台灣社會的治安黑暗期。當時台北捷運正在蓋，全台北都在施工，亦是交通黑暗期。當時電視也不再只有老三台了，第四台全面興起、二十四小時連播新聞，很多新聞記者不知道界線在哪，因為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時代。
而最讓馬克明印象深刻的，是殺了白曉燕的兇手陳進興上新聞的畫面：「那一整晚，這一位殺人犯四處流竄、殺人無數，他竟然在電視直播中唱歌給他的小孩聽，就是很荒謬。」她回憶當時的媒體，你可以說是亂象，你也可以說是生機，混沌的時候找不到規則，才展現那種迷惘。
編劇們回看了九〇年代末迷惘的台灣社會，她們有一個爬梳歷史的心得。當他們看了許多暴力血腥的內容之後，察覺到「媒體餵養給我們的東西，如果你不去意識到的話，你其實是有創傷而不自知的。」就像是九〇年代末那個台灣社會，懸案命案在新聞中播出，人們坐上計程車就恐懼；當阿公阿嬤接到孫女哭聲的電話，就以為小孩被綁架。
我們也很難想像現今的台灣心理學盛行，出版社都說「心理相關的書最好賣」，但九〇年代末的那個台灣，心理師法才剛剛有完整的規範。
觀眾必須認同推理劇中的「偵探」，社會需要郭曉其這樣的檢察官
時代背景鋪好，戲劇就一定成功嗎？推理故事，有沒有必勝公式呢？
馬克明說，縱使戲劇自古以來有希臘時代的三幕劇結構，故事也沒有必勝法則。就像把點子丟給知曉結構和寫法的ChatGPT，AI文學仍不夠讓讀者喜歡。故事有結構，但能不能成功仍考驗書寫者的共感能力，還有在推理故事中「我們喜歡看偵探這個人，得要讓觀眾認同他。」
《模仿犯》裡觀眾要看的偵探是吳慷仁飾演的檢察官郭曉其。馬克明分析台灣觀眾都有「恐龍法官」或「反正檢察官就是那樣」的心態，總是會對執法機關人員有一個感受，編劇們則負責複製那個感受。田野調查的時候，面對執法人員受訪者，也經常聽見「檢察官又不會到現場。」的回饋，但真正理解檢察官的生活後，會得知台灣檢察官是菁英卻要當公務員，辦公室冷氣甚至不能開，「他們有一定的熱情，可是還是會被現實消磨。」
「可是，觀眾對檢察官的印象是這樣，我們還是想要有像郭曉其這樣的檢察官。郭曉其是一位會到現場、事必躬親的檢察官。我希望生命中一輩子不要遇到檢察官，可是如果我遇到了，我希望是像郭曉其這樣的人。」馬克明說，觀眾要能夠共感戲劇，需要去認同那個角色，跟著他去探索世界。
但像是郭曉其這樣的檢察官，他過去的童年經歷父母被殺害，他也有自己的創傷。「某方面我也必須說，他是在療癒自己的創傷。沒有人比他更能了解被害者家屬的感受，可是他同時利用工作來逃避自己的內在。他沒日沒夜工作，把案件放在前，自己放最後。」能夠共感別人的人，自己也經歷過創傷。
推理劇反映對未知時空的恐懼，不同文化都有各自的精神寄託
相比於歐美日推理劇十分盛行，台灣的推理劇似乎走不太起來，我們仍然不知道藉由《模仿犯》，台灣推理可不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編劇尤以青說，可能是台灣觀眾擁有除了推理之外的「替代性娛樂」，編劇周克威、馬克明也補充，台灣觀眾沒那麼喜歡推理，可能也跟個性、成長背景有關，「日本會自己研發火箭，他們的觀眾有一種上太空的想像，就有一些科幻作品產生。」一個地區能夠發展什麼樣的科技和文化，就會反映在這個地方觀眾偏好的故事上，即是，戲劇跟我們的生活經驗要同步。
所以，台灣觀眾偏好什麼自己才有的東西？
「宮廟。」馬克明說，推理劇通常都是有一些懸案未解，人們找不到原因，那個社會的時空充滿對未知的恐懼，「可是當台灣人面對今天的各種不順時，我會想是不是水星逆行，要不要去祭改，要不要去拜拜。我發現很有趣，這些宮廟的文化，對常民精神壓力的轉化是很有幫助的。」
馬克明講了很多次，他們訪談警察、檢察官的時候，對方總是老神在在地說：「台灣沒有連續殺人案啦。」2023年，全球犯罪指數的資料庫網站Numbeo評估，台灣治安排名世界第三，或許是這樣的原因，讓我們的懸案劇、推理劇沒有那麼好推動的背景。
那我們看這樣的故事幹嘛呢？
編劇們說，宮部美幸老師在寫《模仿犯》的時候，寄託就是打電動；電視劇《模仿犯》裡，郭曉其面對懸案不知道怎麼解，也在打電動。他打的電動是九〇年代末的當紅遊戲Final Fantasy，他手裡拿的是任天堂紅白機，「當年，這是我國中時候的夢幻逸品！」其中一位編劇尤以青忽然整個人神態都變了，親像重返青少年的講話語氣。
可能，在那樣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找一個寄託。
編按：本文中受訪編劇為：馬克明、王加安、尤以青、周克威
採訪撰文／江婉琦
責任編輯／朱予安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