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導演大衛・博倫斯坦（David Borenstein）與帕維爾・塔蘭金（Pavel Talankin，熟識他的人大多叫他帕夏〔Pasha〕）以《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Mr. Nobody Against Putin）拿下第98屆奧斯卡獎「最佳紀錄長片獎」。
其實帕夏原本並非導演，只是生活在俄羅斯小鎮卡拉巴什（Karabash）任教的一位小學老師。但在2022年，俄羅斯總統普丁以「特別軍事行動」為名義，進犯烏克蘭，也在校園裡開始推行愛國教育後，人在丹麥的大衛找上了他，開始合作拍攝這部紀錄片。大衛負責編寫劇本和剪輯，帕夏則拍下他所見的一切變化，讓全世界能夠看到戰爭裡，政治宣傳是如何入侵校園生活。
在中國參加實境秀、拍紀錄片，體會政治無所不在
大衛一直都對政治很感興趣，在佛羅里達大學讀中文與政治，畢業後，以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的獎學金前往中國。
一開始在中國要幹嘛，沒太多想法，先以他擅長的薩克斯風組了個團「熱超波」。但他有著洋人面孔，說著流利中文，很快就被「四川衛視」相中，被找去上各種實境秀節目，談戀愛、參加相親，不過實境裡的不是真的，背後都是劇本，照著黨的正確價值在走。
「雖然這和政治沒有關係，但我親眼看到了體制內的媒體樣態，原來愛情、娛樂什麼都可以成為宣傳的一部分。」大衛說，他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關注政治及宣傳，並在中國拍了不少紀錄片，如揭露透過外國人臉孔炒作房價的《夢想帝國》（Dream Empire），及因疫情而蓬勃的直播產業《愛的工廠》（Love Factory）等。
中國獨特的環境，讓大衛發現生活的每件事都可能是宣傳或政治的一環，美國也是如此。
各國政治宣傳模式不同，美國強調認同、俄羅斯強調犧牲
各國的政治宣傳有什麼不同？大衛分析，美國的宣傳是讓受眾感到認同、滿足，選川普當總統就像是自己當了總統，讓美國，也讓自己「再次偉大」；中國的宣傳，則是讓人民覺得自己在為一場重大偉業奉獻，成就國家比成就自我更重要。
而俄羅斯的宣傳則強調「犧牲」，大衛表示：「像帕夏的媽媽所說的話，就是俄羅斯當前的意識形態。」電影中，帕夏的媽媽對於戰爭並不反對，認為戰爭本來就會發生，生活會打仗才是正常的。俄羅斯上百年的歷史文化裡，崇尚吃苦，斯拉夫文化學者丹尼爾・蘭庫爾—拉費里埃（Daniel Rancour-Laferriere）為此寫了一本書《俄羅斯的奴隸靈魂：道德自虐與受苦崇拜》（The Slave Soul of Russia: Moral Masochism and the Cult of Suffering）來探討。
而犧牲不只是如電影中愛國教育課程裡面所說「要為祖國犧牲生命」，也已深植在俄羅斯人的心中。《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裡，帕夏數次做出危險舉動，像是在窗戶貼上象徵反戰的「X」、播放女神卡卡（Lady Gaga）所唱的美國國歌，「我也很緊張，也是在看了素材後才知道，也是在問『你在幹嘛？這些行為也和這部電影沒有關係，你根本不在乎你的安全呀！』」大衛認為，帕夏的行為或許就是他深受俄羅斯教育影響的證明，「就像俄羅斯反對派領秀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y Navalny），知道回俄羅斯會被抓，還是回去。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帕夏是想犧牲的。」
跨越語言隔閡及自身觀點，讓帕夏成為第一人稱主角
「帕夏就像是一頭大膽而美麗的老虎，沒有人可以影響他的選擇。」大衛說。
一開始拍攝時，大衛也曾試圖給帕夏一些拍攝指示，提出希望拍攝的東西，但他並不一定會照做，即使有拍，素材也不太自然，失去了原本第一人稱闡述的視角。於是大衛將自己的觀點放到敘事的後頭，負責剪輯寫劇本，讓帕夏自己決定要拍什麼。
溝通上的困難不少，一方面是語言，大衛不會俄語，帕夏的英文也不好，一開始試圖透過Google翻譯進行翻譯，但效果不彰，後來找了一位俄羅斯籍助理導演加入，他們與帕夏組成了一個三人的溝通小組，才終於有辦法理解帕夏的想法。
另一個困難，則來自大衛與帕夏的個性差異。大衛喜歡分析，往細節討論，但帕夏則是個情感豐富的行動派，想說的都透過鏡頭來表示。大衛很想知道知道許多行動的動機，但他回答不上來，「他對於卡拉巴什、戰爭等等的想法很多，但對於自己，卻想得不多。」
每週，大衛都會與帕夏電話交談數次，不只聊當地的狀況，大衛也想更理解他的生活，問他關於家人、愛情、成長。不過帕夏也很疑惑，一部關於政治宣傳的電影，為何要問他這些事情。「我其實有盡可能和他解釋我在剪什麼，這會是一部關於他的電影。理論上，他應該知道自己是主角，但他人到土耳其，第一次親眼看到粗剪時，感覺還是有點震驚。」大衛笑著說道。
過去大衛的作品，總能看到他如何將自己的觀點轉化為影像，但《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不一樣，得忠實地呈現帕夏的觀點，他的想法放在其次，透過剪輯梳理，這次要呈現的不是他對議題的觀點，而就是「帕夏」。
紀錄片無法改變戰爭，但能讓被壓抑的聲音被聽見
帕夏在片中面臨的困境，其實就是俄羅斯居民的縮影。出乎大衛所意料，在紀錄片完成後，他收到不少來自俄羅斯民眾的正面回饋，覺得裡頭呈現了他們的生活，帕夏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在日舞影展首映後，大衛也有收到來自烏克蘭方的聯繫。對烏克蘭的觀眾而言，觀看這部作品，可能會是件在情感面上很辛苦的事，但也確實讓世界看到俄羅斯的野心並不會止於烏克蘭的證明。
對大衛而言，他拍攝的目的是溝通，反饋很重要。而為了確保溝通是否有效，觀眾的理解是否有落差，只要有機會，他都會想在首映前辦焦點小組試映。《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就辦了3場，分別給同行、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不過大衛也強調：「我只會針對有東西說不清楚、讓大家難以理解的段落做出調整，不會讓焦點小組影響創作層面的決策。」
像是《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中，如何與帕夏取得聯繫的段落，就透過與焦點小組（Focus Group）反覆調整，理出現在的模樣，「這涉及在俄羅斯的同事，很多東西不能講，只能含糊地說。我是靠著焦點小組才確認，怎麼寫夠清楚，讓觀眾知道事情的經過。」大衛說。
更多的反饋，則是發生在電影於BBC播放後，大衛收到大量仇恨信件，當然影響情緒，「但我習慣了，我在中國、美國也都拍過片，拍電影自然會遇到這些事情。」不過他也收到不少來自俄羅斯老師的信，述說他們我面對的教育現場處境，感謝他，揭露了這一切。
對他來說，這就足夠有意義了。
【延伸閱讀】
幕後｜拍《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如不可能任務，導演如何顧拍攝倫理及安全？
採訪撰文：麥恩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攝影：Wealthy
劇照提供：佳映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