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笑忘書》米蘭・昆德拉
於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筆下，布拉格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在時間的長河裡，這裡的人們一而再再而三打倒立起的雕像，眼見蘇聯紅軍驅逐了德國人，歡天喜地迎接共產政府，1968年卻在坦克的無情碾壓下走向布拉格之春的終點，極權統治不但抹去人性的臉孔，更抹去幾十萬人生命的記憶，知識分子被迫流亡異鄉，將餘生活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因此，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銘記歷史是後人的首要課題。
從布拉格之春，到蘇聯及華沙條約成員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浪潮》的導演伊日・馬德爾（Jirí Mádl）身為此塊土地的一份子，深諳人與歷史之間的延續性，知曉集體記憶必須不斷被重述，否則上一代的過去將成為下一代的未來，本片因而選擇從此時期，於人民心中扮演重要資訊來源的電台記者角度，企圖呈現布拉格命運多舛的時代切面，以及戰亂之中緩緩升起的人性光輝。
改編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實歷史
《自由浪潮》開門見山以布拉格之春揭開序幕，清楚交代故事的時代背景，時而交錯剪接許多珍貴的歷史影像，模糊虛構與真實的分野，並以沉著冷靜的鏡頭語言，給予觀眾身歷其境之感。電影的時代氛圍、美術設計亦相當到位，更從音效、配樂、場景各方面細膩還原 1968 年布拉格街頭的壓抑與躁動。
彼時人民的生活極度仰賴電台，電台新聞播報卻必須符合政府的審查制度。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電台裡，由米蘭・韋納（Milan Weiner）領軍的國際生活頻道，卻冒險找尋屬於自己的聲音，高舉象徵言論自由的旗幟，試圖對抗來自極權政府和秘密警察的監視恐嚇，在舊時代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際，為這塊土地寫下真正的歷史初稿。
1986 年出生的伊日・馬德爾早在大學時期便已對這段史實產生好奇，他知道當年蘇聯軍隊入侵，並攻陷了電台大樓，然而真正的矛盾之處在於——究竟這群記者是如何持續為大眾廣播的？
導演耗費多年心力研究這段未被記載的空缺，蒐集大量關於捷克斯洛伐克電台國際生活頻道的檔案、文獻和素材，十幾年後才終於以電影《自由浪潮》的面貌將其公諸於世。
布拉格之春下的兄弟分歧：保護家人與投入抗爭能否並存？
串起整個故事的靈魂人物，是主角兄弟湯瑪斯與帕維，由於父母雙亡，哥哥肩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湯瑪斯就如多數保守民眾，選擇保護家人不得不向恐懼低頭，獨善其身安分度日，不斷阻止弟弟投入學運。偏偏，不同世代看見不同的世界，兄弟倆的性格也差異極大，帕維無法理解兄長對現狀的隱忍和無所作為，積極爭取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也渴望追隨米蘭・韋納，沒想到，護弟心切的湯瑪斯卻無心插柳取得了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的職缺。
在公共媒體工作的日子，看著一群記者堅守崗位報導自由之聲，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揭露真相，漸漸改變了湯瑪斯的想法。直至蘇聯大軍壓境，他毫不猶豫與良知站在同一陣線，電台大樓無法運作的時候選擇另闢蹊徑，真正於技術面完成記者最崇高的使命。
面對危難，英雄主義往往是事後附加的，人們總說時窮節乃見，但誠如卡謬所言，那份道德感、兢兢業業、明知不可而為之，關乎著「正直」與「將心比心」。
簡而言之，無人為逞英雄或拯救世界而螳臂當車，包括電台技師，包括新聞記者，充其量不過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本分，猶如那靜靜等待燈泡亮起的瞬間，微小，卻象徵希望。
媲美《郵報：密戰》小人物用新聞代矛對抗極權審查
「新聞是為了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掌權者服務。」（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Allan Spielberg）2017 年的《郵報：密戰》典範在前，新聞記者儼然以筆代矛，批判社會、監督政府、針砭時事、質疑眼見不一定為憑的事實，紀錄社會從上到下的言行，挺身為國家人民捍衛自由，秉持知識分子的責任，以小人物姿態在黯淡無光的黑暗時期綻放耀眼奪目的光芒。他們帶給人民的不只是被政府隱藏的真相，更呈現凌駕於新聞之上的精神與情操。
自由是擋不住的浪潮，一波又一波衝擊蘇聯共產極權築起的高牆，收音機傳出的聲音猶如宗教信仰般穩定人心，將人們帶上了街頭，赤手包圍電台，設法阻擋坦克切斷廣播訊號。
正因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因此歷史更關乎記憶的爭奪，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能被掌權者竄改、消除、捏造，進而強迫人民遺忘。該如何讓世界記得，如何留下真實的痕跡，成為捷克斯洛伐克電台這群新聞從業人員責無旁貸的使命。
景框內外的故事皆尚未結束，但在最後的最後，《自由浪潮》已被賦予無比美麗的階段性結局：異議份子被迫遠走高飛，是生命之輕；而湯瑪斯對薇拉說道，「我們不能全部離開，否則這裡永遠不會改變。」則承載了生命之重。鏡頭在輕與重之間，不帶批判目光，凝視著人們以各自的方式，為自己唯一的國家持續於黑暗中尋找希望。
文／一頁華爾滋 Kristin
劇照／archiv Dawson FIlm
責任編輯／麥恩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