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人舞姿搭配唱著西洋歌曲的宏亮歌聲，在 1950、60 年代，台灣有個紅極一時的歌手，名為「派娜娜」（Panana）。雖說曾經風靡歌廳，但她未曾出過專輯，後來也變得無聲無息，只剩曾經活在那個年代的音樂人偶爾追憶。
派娜娜究竟去了哪裡？2006 年，野火樂集創辦人熊儒賢為製作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紀念專輯，隨高一生之子高英傑來到阿里山達邦部落。見到高英傑的大姊時，熊儒賢不知不覺想起前輩提過的「派娜娜」，開口一問，才發現眼前高雅的女士高菊花，就是當年的派娜娜。
一代巨星「派娜娜」的真實身分：高一生長女高菊花的離奇遭遇
兩人一下成了忘年之交，熊儒賢不時會送上毛線與配紅酒的起司，「菊花阿姨」則回贈毛線織品。2009年，紀錄片導演盧元奇與沈可尚為拍攝「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紀錄片」，透過熊儒賢介紹，上山採訪這位資深歌手。盧元奇回憶：「當時訪談大概過半小時，她突然講什麼她交換兩艘軍艦回來、陪睡韓國將領。當下我們只知道她以前是歌手，就覺得『蛤？』，很困惑。但她就一派優雅地，告訴我們一段離奇的人生遭遇。」
這個困惑當時因查無資料而未能解開，但在 2016 年高菊花逝世後，兩人收到來自熊儒賢的「高菊花紀錄片」製作邀約，自此才隨著田野調查、訪談逐步釐清謎團。從2006年的偶遇開始，歷經近 20 年的考察，藏在「派娜娜」、「高菊花」、「高一生之女」等身份之下的謎團終於解開，差點被遺忘的故事在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中被保留下來，當年熊儒賢隨手以 DV 記錄的對話、歡唱片段，也變成《傳奇女伶高菊花》最早的素材。
從高菊花的日記窺見巨變，最尊重的做法是忠實呈現
高菊花在青春時代寫了三年的日記，是《傳奇女伶高菊花》田野調查的重要素材。導演盧元奇讚嘆，他從日記中讀到何謂「大小姐的生活」，「我也是嘉義人，我阿公阿媽住在新港，他們每天就是種田，根本沒讀過書。但同一個時期菊花阿姨的日記，是可以跳舞、看西洋電影、讀英文的，更別說寫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要來了，她要去美國留學了。」
不過，在高一生 1952 年被捕後，高菊花的日記就在隔年中斷了。最後寫到她到處借錢，借到別人都不借了，家中存糧告罄了，好久沒嚐到米的滋味⋯⋯盧元奇推測，此時她已經準備離家靠表演賺錢。
團隊最初打算從日記展開紀錄片內容，用高菊花在人生不同階段寫下的日記來說故事。盧元奇補充：「當然，她不再寫日記的階段，我可能就要透過訪問弟弟高英傑、或其他人來撰寫，以日記為載體呈現她的生活。」
但這個想法第一時間就被監製熊儒賢擋下。在她看來，任何以編造的方式來呈現真實的做法，都是對當事人的不尊重及藐視。比起代高菊花書寫，她更期盼這部紀錄片結合可考證的真實資訊，回溯高菊花的經歷。
白色恐怖下的監控與犧牲：揭開高菊花「換軍艦」的歷史真相
可考證的真實資料，首先是2006年之後，高菊花本人的現身說法。「我跟普通人不一樣，背面有一個黑的牌子。」高菊花所謂黑牌子，指的是她在高一生死後，被政府視為「匪諜之女」，受到嚴密監控。政府說「我知道你家裡的事情，所以給我們做一個事」，她不敢不從。做什麼事？其實就是賣身外交。
他們漸漸理解高菊花說的「換軍艦」、「陪睡」、「我不要死」是什麼意思。韓戰期間，曾有兩艘波蘭籍軍艦行經台灣海峽，被國民政府扣留，當年這些信奉共產主義的波蘭軍官，是政府亟欲拉攏的對象，因此以酒精、女色來誘敵，希望對方能投奔自由。能歌善舞的高菊花被一位波蘭軍官看上，自然成了政府最想利用的「工具」。
紀錄片中，高菊花自述對此感到難為情，「那個時候我們對貞操觀念跟現在不一樣。所以真的被一個、自己的身體要給人家講這個話，就叫他選擇自由這樣子，我拚命啊，真的，我怕家產都通通沒收。」
波蘭譯者林蔚昀的痛哭及糾結：高菊花願意公開嗎？
這段往事，也隨著波蘭文學譯者林蔚昀的出現，變得更完整。她分享自己在波蘭翻找檔案的發現。檔案證實了當年的「誘敵戰術」及高菊花講到的「換軍艦」。高菊花接觸的波蘭軍官名為「比那魯克」，她在檔案中，則被稱為在 Lamona （指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的「中國情婦」。
紀錄片中，林蔚昀痛哭分享她找到這些資料時的心情：一方面看見那段悲傷的歷史，另一方面為高菊花氣憤，也為是否公開這些「高菊花未必願意公開」的資訊而糾結。盧元奇對此則表示，幾次與高菊花的訪談，她都主動對攝影機說出這些事，因此他們認為高菊花是願意揭露的。每完成一段作品，他們也會給高菊花最親近的家人：弟弟高英傑與女兒施昭伶看過，確認家人能否接受。
盧元奇坦言，在林蔚昀出現前，他並沒有訪問熟悉白色恐怖的學者，「我們不是想做『歷史』紀錄片，我們想記錄的是這個『女人』。」而林蔚昀哭著分享的畫面，不僅佐證了往事的真實性，同時也讓盧元奇意識到，高菊花女兒施昭伶一直以來的冷靜，其實並不合理。
為何選擇以女兒「施昭伶」為主角？
他們跟施昭伶的頭幾次接觸，僅是想更了解高菊花。沒想到陸續分享拼湊出的過往之後，她卻說她認識的媽媽不是這樣，「我有印象以來，我媽就一直在喝酒。只是喝很醉、或是喝得有點醉的差別。」有次在喝酒的地方找不到人，沒想到人竟跑去臥軌了。媽媽為何如此？她講起聽過的往事：「他們行刑時，叫我媽跟我外婆去看著，行刑完就把他丟到一個池塘裡。然後還不給她們撈。給他泡了幾天才准她們撈回去。」
她用日常的語氣，訴說應該悲傷的往事，這讓盧元奇和沈可尚閃過莫名的直覺：該邀施昭伶入鏡。鏡頭紀錄施昭伶到國家檔案館看媽媽的監控檔案，看著不知是誰的監控者對媽媽的無端指控，到媽媽被迫自首、參與非法組織以求自由，過程中她冷靜提問、試圖理解，和兒子去火鍋店，她邊夾菜邊聊起高一生死後的收屍話題。
這些令人費解的畫面，更讓他們認定主角該是施昭伶。盧元奇所謂的「主角」，是指觀眾看完之後，最想了解更多的對象：施昭伶為何如此冷靜？她如何在媽媽成日醉酒的環境中長大？她在受訪時的某些「忘記」，是否更是不願想起？她如何在這樣的家族史中「保護」下一代？這全是盧元奇想知道的事情。盧元奇進一步表示，緬懷故人除了直接講當事人的故事，也可以是透過觀察「他在還活著的人身上，留下了什麼」。
不知道是一種保護，冷靜是想告訴媽媽自己很好
講到「忘記」，盧元奇也補充：「有些事昭伶、高英傑老師會說『不記得』或『不知道』，我覺得除了記不記得，大家也可以思考：為什麼有些事菊花阿姨不讓他們知道？」熊儒賢則接著回應方才盧元奇的疑惑：「後來昭伶有告訴我，她的冷靜，因為想讓媽媽看到她好好的。」她認為對施昭伶而言，鏡頭不光是鏡頭，更是跟媽媽對話的管道。逐步了解過去之後，施昭伶只想讓媽媽知道她過得很好、無需掛念。
歷經多年考察，盧元奇終於聽懂那些當年沒聽懂的話。但由於高菊花已經離世，更多的疑問也難以再有解答。例如，被政府監控多年的她，曾與美國軍官有一段情，那是出於自由戀愛嗎？或僅求「不再有人隨時上門盤查」？又例如，他們後來知道施昭伶有個同母異父的姐姐，這個「父」是誰？高菊花後來為何決定嫁給施昭伶的爸爸？是因為當時弟妹都大了，她責任已盡嗎？這些都已不得而知。
不過在《傳奇女伶高菊花》中，他們集結真實史料，再現高菊花的一生。盧元奇期盼讓更多人認識她、享受她吟唱西班牙歌曲〈La Paloma〉的歌聲。熊儒賢認為觀眾透過紀錄片，將看見高菊花用生命展現的某種「審美標準」，面對磨難未必豁達，卻也從不賣悲，「我會說那個勇敢是我很想學習的，我希望自己也能活出那樣的高度。」
採訪撰文／鐘敏瑜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