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開始接觸死刑議題後，李家驊近距離拍過許多受刑人。每次進監獄前，他都會先讀起訴書和判決書：「沒有一個是不可惡的。」有些犯罪情節殘忍到，他甚至會想：「天啊，如果我有刀我也要殺他！真的太過分了！」
但真正坐到受刑人面前，那些服刑十幾、二十年的極刑犯，已經被漫長監禁消磨掉生存意志，成為有氣無力、斯文有禮的老人。每當鐵門拉起，玻璃窗另一端的殺人犯向他鞠躬說「導演好」，判決書裡那個應該趕快殺掉的罪犯，總是很難和眼前的人重疊。每每他懷著清晰的憤怒走進監獄，離開時總在心底攪成一攤混濁的困惑。
「我知道他是死刑犯，我知道他該死，」李家驊回憶那種斷裂感，「但我應該殺他嗎？」
「不服來戰」對廢死討論幫助不大，李家驊將鏡頭轉向被影響的「人」
「我以前是支持死刑的。」李家驊直言以前自己是司法小白，直到以副導身分參與蘇建和案的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3：自由的滋味》，開始大量閱讀司法資料，才逐漸動搖他原本支持死刑的信念。
當時導演蔡崇隆給他的書單裡，有一本張娟芬撰寫的《殺戮的艱難》。他對書中提到死刑犯「鄧武功」印象深刻，這個人一輩子沒有犯罪，唯一一次犯下的重罪就是殺害前妻，也讓家人同時成為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只是當時拍攝《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他沒有真正訪問到這個家庭。
2020年，《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入圍金馬獎及台北電影獎，但李家驊始終覺得故事沒有完成，因為當時不少受訪者對死刑議題仍有防備，影片最後較多篇幅落在談論制度。多年後回頭看，他也開始反省自己當時向外界談論死刑的方式，「因為我做了很多功課，就會自以為比你了解這個制度，覺得你支持死刑就是你不懂。」他形容那時的自己的態度有點像「不服來戰」，總想找人辯論，後來發現這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沒有太大幫助。
因此到了《我的爸爸是死刑犯》，他決定把鏡頭從制度轉向人，討論死刑如何影響周圍的關係人。巧合的是，他在一次廢死聯盟的工作坊遇見鄭宜修，發現他正是鄭武松的兒子。在李家驊眼裡，鄭宜修是很有魅力的朋友，性格坦率、很好相處，於是向他提議：「不然我們來拍片吧。」
第一次談拍攝時，李家驊告訴鄭宜修，如果擔心曝光，可以遮臉、變聲，但鄭宜修卻毫不在意，甚至說可以把自己的LINE帳號放進影片。他認為鄭宜修的態度很健康，面對家庭悲劇始終明白：我知道我爸做了很可怕的事情，但那不是我啊，我為什麼要躲？
拍片為死刑犯孩子創造對話契機，原來他們活得不清不楚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裡除了鄭宜修，也拍攝另外兩名死刑犯的孩子。起初李家驊分別採訪三人，問及爸爸被判死刑這件事對他們人生有什麼影響，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沒有影響、我現在過得很好。
但這是不可能的。李家驊直言：「我們拍片拍這麼久，其實問不進去欸。他們不是不講，也不是不相信你，但我覺得那是很直覺的反應，就是，我跟你講這個幹嘛，你又不懂。所以我就覺得訪談沒有意義啊，應該讓他們講自己想講的話，把他們三個人放在一起。」
於是劇組安排了三位死刑犯的孩子對談。第一次見面時，原本租了6個小時的攝影棚，最後三個人一路暢聊了10個小時。「我那時候最感動的是，我覺得我幫他們找到一個可以講話，而且有人聽得懂的機會。我好像做了一個很好的事情。」
李家驊回憶，第一次聽到他們三個人互相談話的內容，他非常震驚，因為他們三個人對彼此說的話，和他單獨訪談時講的話，完全不一樣，而且他們都不太了解當年爸爸犯的是什麼罪，因為家人不願提起，去探監時也問不出口，對於那件徹底改變家庭命運的事情，只能從新聞和家人口中零碎拼湊。
所以第一次正式談話以前，劇組替三名父親的案件各製作一支短片，先花一個小時讓三個孩子重新了解父親當年的案情。影片播完，大家的反應都是恍然大悟，原來當年自己的爸爸做了這些事。這讓李家驊很震撼，也發現死刑犯的孩子其實是長時間活在一個很莫名其妙的狀態：「他們連自己的爸爸做了什麼事情都不曉得，就要過著父親缺席、其他家人很痛苦的日子。」
擔心被害者家庭會受傷，華人連坐文化有點危險
「死刑犯的小孩」是外界最快辨識他們的方法，也是李家驊拍攝過程中，越來越想撕掉的標籤。片中三個人的父親都被判死刑，但成長經驗、家庭關係與面對父親的方式完全不同。比起找到死刑犯子女共有的樣貌，他更想留下每個人的特殊性，但這也讓片中另外兩名被攝者，最後選擇去識別的決定，格外引人好奇。
拍攝初期，劇組原本希望盡量不打馬賽克、不變聲，兩人也都明白，犯罪的是父親不是自己。真正讓他們產生壓力的，不是怕被認出是死刑犯的小孩，而是擔心案件已經過去多年，如果他們站出來談自己的經驗，會不會讓被害者家屬想起不願觸碰的往事，心中再生波瀾。最終，劇組選擇降低了他們的辨識度，也刪去部分內容。
談到這裡，李家驊特別強調受刑人犯下的罪不需要被淡化，他們做了非常可惡的事情，就是應該接受很嚴厲的懲罰。但犯罪者的孩子沒有犯罪，社會卻很容易把責任沿著血緣延伸，期待加害者家屬就該一輩子為自己的父親感到羞愧，「我覺得華人連坐的文化有點危險。」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在乎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的感受。」李家驊強調，死刑犯的小孩沒有義務替父親贖罪，但仍會因為擔心再次傷害另一個家庭，而選擇收起一部分自己的故事。
這份顧慮也一路延伸到剪接室，作為導演，他必須判斷他們講的每一句話所牽涉的層面，「他們很誠實，但我不認為這個誠實應該被聽見。」他認為，即便當下的訪談或畫面再珍貴、能讓故事看起來更完整，只要有可能讓其他人受影響，他就絕對不會放進影片裡。
紀錄片導演的矛盾痛苦：當受訪者變朋友，他自殘該擔心或開心？
這份對被攝者的顧慮，並不只存在攝影機開著的時候。談起和被攝者的關係，李家驊坦言：「我都是用博感情的方式在拍。」對方把生命經驗交給他，他便很難在影片完成後抽身，「他們的信任對我來說是一個榮幸，所以我很難離開。」
久而久之，被攝者變成朋友，每拍完一部片，就會多出一段需要認真對待的關係。說到這，他忍不住自嘲：「這樣講起來好像渣男喔。」
他第一次很明確意識到這件事，是多年前拍攝一個腦性麻痺孩子的家庭。當時孩子還小，四十歲的父親一把就能將女兒背起；多年後再見，女兒已經成年，聚餐結束，他看著這位父親費力地站起身，再帶著依舊無法行走、說話的女兒離開，突然覺得很難受。
「拍完片，大家都鼓掌說，哇，你做了好棒的片子、好厲害。但他們家還是一樣，小孩還是不會走路、不會講話。」紀錄片結束了，被攝者無解的人生卻沒有終點。無以名狀的感傷和愧疚，混合成沮喪的自我否定：「我就覺得，啊，拍什麼紀錄片啊，好想逃走。」
到了《我的爸爸是死刑犯》，這個問題終於變成他最難承受的矛盾。有段時間鄭宜修不太接電話，重新聯繫上時，他才知道對方又割了手腕。
他第一個反應當然是：「完蛋了，一定要去看他。」但幾乎同時，心裡另一個聲音也跑出來：「哇，有東西可以拍。」這是李家驊拍攝《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最不舒服的地方，拍紀錄片最怕的就是沒有事件，可是一發生，就是這麼痛苦的事情。
後來，鄭宜修和父親鄭武松在相近的時間裡數次出狀況。每次收到消息，他都先想：「天啊，到底在幹嘛，怎麼又出事？」但作為導演，他又清楚知道，這是電影必須記錄的事件，所以他還是帶著攝影機出發。
說到這裡，李家驊抱頭哀嚎：「啊，我怎麼會這樣？」
「我竟然因為朋友割手腕覺得開心？」
下定決心不再拍紀錄片，把困惑掙扎安放在虛構情節
影片裡，鏡頭前的鄭宜修自然地拿出一顆顆檳榔嚼食，淡然舉起包紮後的手腕，平靜說起自己因感情失和而割腕。
觀眾不知道的是，拍完宜修割手腕後的訪談，從中南部回到台北的路上，李家驊再次陷入強烈的自我厭惡，並且做了決定：《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將是他最後一部紀錄片。
「我的人格特質可能會抓不到那個界線。這件事讓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學習，就是我可能不適合講這樣的故事。」
但離開紀錄片，不代表他停止創作。2024年李家驊以短片《薄荷涼菸》跨足劇情片，將面對重大犯罪時產生的斷裂與困惑、以及那些難以在紀錄片安放的敏感題材，轉而放進虛構的情節裡。
從紀錄片走向劇情片，或許還是沒有離開那些困擾李家驊多年的問題，但現在的他，學著換一種與它們相處的方法。
採訪撰文／宋家瑜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圖片來源／希望影視
